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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促织》：专制统治的荒诞和人性的扭曲。
《聊斋志异之促织》通过描述一个底层读书人因一只促织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揭示了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腐朽，专专制统治导致人性的扭曲，民众生活在双重压迫下变得麻木不仁。
蒲松龄的《促织》，通过“征虫、觅虫、虫、化虫、献虫”等传奇的情节，揭示了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人在生活重压下的渺小无力、人性的扭曲。
华阴县本来一个不产促织的地方，但是华阴令为献媚上官（抚臣），于是献上了一只促织。华阴县令为何献媚上官？自然是为升迁。
《聊斋志异·梦狼》：“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
这个华阴县令深谙官场关窍，所以主动进献促织，以博得上官赏识。因华阴令进献的促织勇猛善斗，结果朝廷要求华阴县“常供”。没办法，县令只好把任务摊派给了“里正”。里正是古代最基层的官员，所谓“一里之长”，管着百来户。狡诈的里胥，趁机向百姓摊派、借此敛财，征一头促织，竟“倾数家之产”。
当地有一个叫成名底层读书人，由于“为人迂讷”，于是为里胥“报充里正役”。老实的不敢按户摊派，都是用自己的钱财去购买促织完成差役任务，最终将家财全部耗光。耗光家财的成名只能自己亲自去抓，要么抓不到，要么劣弱不合要求。最终因为无法上缴促织而被官吏责打，打了上百板子，两条腿脓血淋漓，连促织也不能去捉了，在床上翻来覆去只想自杀。
走投无路的成名得到了一个巫师的指点，终于抓到一只符合条件的促织，全家高兴的不得了，终于可以交差了。就在全家高兴之际，成名9岁的儿子因为好奇决定看看这只促织，结果不小心弄死了促织。
得知此消息后的家人，大惊失色，尤其是成名的妻子，已经面如灰色，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大骂自己9岁的儿子。结果9岁的儿子因为惧怕、惊吓而投井而亡，成名一家陷入绝望境地。
可见，一个小小的促织居然弄得家破人亡，社会的黑暗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在陷入绝望之际，成名9岁儿子的魂魄化作了一只促织，而这只促织勇猛无比。
随后促织被献给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悦，不仅奖赏了华阴县令，而且成名一家也是一夜富，拥有豪华住舍、牛羊无数，穿绫罗绸缎，骑高大骏马，可谓一步登天。
“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蹾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君主因为自己喜欢斗促织，可以说是一个无聊的游戏，居然让朝廷内外，整个国家、社会都围着他转，下面的百姓为了弄到一只好的促织，甚至被逼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而一旦一个人能够进贡一只好的、善斗的促织，就能拥有良田百亩，“鸡犬升天”，这荒诞不荒诞呢？简直荒诞无比，而荒诞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统治。
专制统治的荒诞和人性的扭曲
明清是专制社会的巅峰时期，君主专制发展了顶峰，强制性的强权统治。国家通过强制权力让人民服从以实现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
权力高度垄断于君主，君权至上，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凌驾于一切法律制度之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完全可以凭自己的个人意志来统治。
君主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官吏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确认和统治，权力呈现出了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国家统治机器完备，各衙役齐全，君主周围聚集了大量的文官武将。这些大量文武官吏权力来源于君主、上级，根本不是人民。所以，能监督他们权力的只有上级，民众根本无权监督，等于他们拥有了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的权力。
于是这些官吏们个个以权谋私、为非作歹，残害人民，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吸干民众的财富，以供他们来讨好上级，从而获得任命和升迁。民众的疾苦就根本没人关心。
在这种高压统治、专制强权、血腥的压迫与剥削下，整个社会表现的相当荒诞，各种荒唐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荒谬是专制的必然结果。
而且专制社会也是一个等级社会，封建等级制统治鲜明而严格。统治内部上至君主、宰相，下至州官、县官是统治阶层，被统治对象是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奴隶们。
各级统治机构较为严密而不松散，国家机器的权威性较强，各衙役机构等级分明，依次为郡府、州、县，权力垂直。
民众长期在这种专制高压统治和等级制度下，早已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奴性文化。他们在严酷的自然力与专制统治的双重压迫下卑微的生存，愚昧无知、思想觉悟不高，麻木不仁、冷漠无情，人们之间不存在互相关爱，人性扭曲，人民逐渐变得麻木不仁、百无聊赖、死气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