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卷十三下【1 / 3】

宋哲宗三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范祖禹言：『臣闻报国之忠莫如荐贤。今有札子四道，其一曰经筵阙官，宜得老成之人。韩维风节素高，奸邪畏之。若召维以经筵之职，物论必大以为惬。其二曰苏颂近乞致仕。颂博文强识，详练国朝典故。陛下左右宜得殚见洽闻之士以备顾问。其三曰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如轼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赵君锡孝行书于英宗皇帝实录，辅导人君，宜莫如孝。给事中郑穆馆阁耆儒，操守纯正；中书舍人郑雍谨静端洁，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备讲读之职。』

二月丁酉，诏：『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宜权罢修黄河。』从梁焘、朱光庭之言也。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自王安石轻信小人之言，劝先皇更改法令，而后乘间妄作者纷然。其劝更法令者则曰「君臣千载一遇，时不可失。』及劝兴灵武之师者复曰「将为契丹所并，时不可失」。又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更，恐变改不定。』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三两月来，却闻复兴回河之役。更望圣慈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觊徐图；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静。』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改矣。』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壬寅，迩英阁讲毕《无逸》篇，诏详录所讲义以进。今后具讲义，次日别进。癸卯。诏：『时雨稍愆，应五岳、四渎州军令长吏祈祷。』庚戌，潞国公文彦博为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

三月丙寅朔，同知枢密院事赵瞻卒。壬申，左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苏颂为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己卯，邓伯温为翰林学士承旨。王岩叟封还词头。诏以次舍人郑雍撰词。既而给事中郑穆再封还告命，不听，岩叟竟徙官。范百禄兼侍读。百禄言：『分别邪正，自古所难，唯察言观行，考其事实。如导人主以听纳则为公正，导人主以拒谏则为奸邪；导人主以德义则为公正，导入主以功利则为奸邪；导人主以恭俭则为公正，导人主以骄侈则为奸邪；导入主以息兵则为公正，导入主以用兵则为奸邪；导入主以安民则为公正，导入主以劳民则为奸邪；导人主以进君子则为公正，导人主以近小人则为奸邪。推此事类以观人情，则邪正分而聪明无惑矣。』辛卯，杨畏为监察御史。刘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阙员，屡诏近臣俾举所知。杨畏不系所举之士，未审朝廷何名除授』甲午，梁焘言：『窃闻尚书省人吏任永寿等四人连党为私，滥冒恩典。窃以左右司之职掌，付十有二司之事，近者人吏违条冒赏，事由都司而后下，曾无举正，罪熟甚焉今若置而不问，何以儆饬慢官窃恐诸司纲纪浸以不举。』又言：『臣近论奏尚书省都司坏陛下之法，废陛下之令，使法制不专于人主，诏令不信于朝廷，罪恶显明，中外愤郁。若不明行典宪，何以肃正纪纲都司者，所以按核六曹二十四司之稽违，都司废法则六曹废法，六曹废法则百司废法，百司废法则四方郡县不守法。上下如此，何以为国乎』夏四月甲辰，宰臣吕大防等为时雨不足，乞罢免职任。诏答不允。苏辙言：『去冬无雪，今岁春夏，时雨绝少，二麦不收，秋种不入，旱势阔远，岁事可虑。』诏：『自今月二十三日后减常膳，不御前殿，及将来五月一日，罢文德殿视朝。朕上奉东朝，深愧常珍之日阙；下临庶政，犹冀嘉言之上闻。』

五月壬申，雨。诏差役法内有未备事，令王岩叟、韩川与刘安世同看详，具利害以闻。

先是，安世言：『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之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奇，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止差四十二万九千余人，比之旧法，却减十万七千之额。以为轮差不足，亦已过矣。愿陛下特奋乾刚，力主差役，深诏执政，固守初议，毋使轻徇浮言，妄有变易。』庚寅，梁焘权户部尚书，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安世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范祖禹留对，言，『庆历元年七月，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皇祐元年，召近臣，三馆、台谏官及宗室观《三朝训鉴图》。仁宗皇帝讲学之外，为图鉴古，不忘箴儆，又图写三朝事迹，欲子孙知祖宗之功烈。臣愿陛下以永日观书之暇，间览此图，亦好学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丁酉，司马康为左司谏，上官均为殿中侍御史。苏辙言：『臣窃观元佑以来，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经今五年，中外帖然。惟奸邪失职，窥伺便利，规求复进，动摇贵近。臣愚切深忧之。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杂进于朝，则冰炭同处，必至交争；薰莸共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故辙言此。退，复上疏曰：『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为象，三阳在内。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而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疏奏，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执从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苏辙曰：『更额不难定也，今左选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贿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人。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今诚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荆执政以为然，遂申尚书剩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剩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别将详定。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而猾，尝预知元丰吏额事，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剩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挚，请封送尚书剩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耶』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语挚，挚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永寿急于功利，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损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永寿等冒赏徇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八月癸巳朔，刘挚之为中书侍郎，初以吏额房事与吕大防议稍不合。士大夫趋利者交斗其间，谓大防与挚因是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及挚迁右仆射，与大防同列，言事者诋挚，挚寻罢，朋党之论不可破，其本盖自吏额始。癸卯，刘挚言：『昨邓温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兴，以至罢三四台谏。今来温伯久已就职，梁焘等已别与差遣，理合宁帖，然而中外人情依旧未安，盖缘昨来言者说破温伯实王安石党人，故进退之际，朋类甚众。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温伯虽别无罪状，而其进退之间，所系亦不为校陛下何惜暂辍温伯[1]，选一名郡委任温伯。温伯既动，则众人自安；众人既定，则温伯便可复召，则两皆无嫌，各得安处。』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人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闻之燕，以备观览。』从之。庚戌，梁焘、朱光庭累乞外任，刘安世乞宫观。诏以焘知郑州，光庭知同州，安世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更被褒迁，得罪清议，安世固不受。』于是安世与梁焘、朱光庭同出。焘、光庭所以乞外，皆为邓温伯故也。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

九月壬午，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读书，讲宝训，召宰臣、执政、讲读、记注官各赐御书诗一首，上亲书姓名于其后。

冬十月癸巳，诏罢都提举修河司。是日，诏导河水入汴。己酉，徐君子、虞策并为监察御史，苏辙、邓温伯荐也。

辛未元祐六年春正月己巳，命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百禄权知贡举，顾临、孔武仲同权知贡举。

二月辛卯，刘挚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权知开封府，王岩叟充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癸巳，御史中丞苏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寻有诏，复召朱光庭为给事中，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及除苏轼吏部尚书。丁未，左司谏杨康国奏：『臣累弹苏辙不可为执政，陛下以辙兄弟并有文学，岂不知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亦有文学乎辙兄弟比王安石则不及，当与章惇、蔡确、吕惠卿相上下，其所为美丽浮侈艳歌小问则并过之，虽辙亦不逮其兄矣。』辛亥，王岩叟奏事罢，留身曲谢。岩叟曰：『陛下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凡所改更，务合人心。愿每于用人之际，更加审察。』太皇太后曰：『卿更说与官家。』因少进而西曰：『陛下今日进圣学者，正为要理会邪正两字。正人在朝则朝廷安，人君无过举，天下有平治之理。邪人一进，朝廷便有不安之象。』太皇太后甚然之。又进曰：『或闻曾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以告陛下，果然如此，乃误陛下之言，不可听。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三月庚申朔，御迩英阁。吕大防奏：『仁宗所书三十六事，请令图写置坐隅。』从之。癸亥，进《神宗皇帝实录》，上东向再拜，然后开编。吕大防于帘前披读未久，帘中恸哭，止读令进。壬午，御集英殿，赐进士马涓以下及第总六百有二人。癸未，赐武举进士贾君文等二十三人。贾易为侍御史，安鼎为监察御史，姚勔为右正言。中书舍人韩川言：『新除黄庭坚所为轻翾浮艳，素无士行。』诏庭坚行著作佐郎。

夏四月辛卯，诏罢今岁幸金明、琼林苑。先是，吕大防请为赏花钓鱼之会，有诏用三月二十六日，而连阴不解，太皇太后谕旨：『天意不顺，宜罢宴。』众皆竦服。壬辰，吕大防、刘挚奏：『危竿论一事在三十六事之前，注释失仁宗旨意。盖圣意以为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须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须用正直之木。古人谓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固无害，以其名不正，况邪佞小人乎』乙未，诏复置通礼科。辛亥，礼部言：『每岁宴赏，共合用羊乳房约四百五十余斤。请依羊羔例罢供，以它物代。』从之。癸丑，杨畏为殿中侍御史，从中丞赵君锡举也。王岩叟移简诘刘挚，挚不从。或曰：『畏初善挚，后吕大防亦善之。时大防与挚各有异意，皆欲得畏为助，君锡荐畏，实挚风旨也。』然畏卒助大防击挚云。太皇太后谕三省曰：『五月日食，可降诏罢朝会。』

五月已未朔，太史言食二分，不及元奏分数。

秋七月，侍御史贾易言：『臣窃以天下大势有可畏者有五，而旱干水溢、日星谪见不与焉。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三曰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废缺而教养不以其方，五曰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己巳，苏轼言：『浙西诸郡二年灾伤，而今岁大水，苏、湖、常三郡水通为一，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万。贾易等疏论浙西灾伤不实，乞行考验。』诏用其说。范祖禹封还录黄，奏曰：『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陆贽请遣使赈恤，帝曰：「闻所损殊少。」贽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宪宗元和中，南方旱饥，遣使赈恤，帝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当体此意。」七年，又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害。」李绛对曰：「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尔。」帝曰：「卿言是也。」命速蠲其租赋。夫奏灾伤分数过实，赈济用物稍广，此乃过之小者，正当阔略不问，以救人命。若因此惩责一人，则自今官司必以为戒，将坐视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给散无法，枉费官廪，赈救不及贫弱，出粜反利兼并，此乃监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难遥为处画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从之。乙酉，苏轼言：『贾易欲求臣罪，只如浙西水灾。臣累次论奏，蒙采纳施行，而易扇摇安鼎、杨畏，以为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验，治其尤者。若非范祖禹、郑雍、姚勔因公论奏，则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风旨，不敢实奏灾伤，则亿万性命流亡，盗贼意外之患何所不至』贾易言：『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詖言殄行，甚于蛇豕者，因与兄轼诽谤先帝放斥于外，其兄轼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竹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忻然。」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尝论之。及作吕大防制，尤加悖慢，其辞曰：「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轼股栗。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法，则以免役为便民。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易以戊子朔奏疏，又有别疏。宰臣执政进呈，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并签贴元疏进入，退，复具奏曰：『臣窃知易乃王安礼所善，安礼以十科荐之。今群失职之人皆在江淮，易实江淮之士，来自东南。今日之疏，不惟摇动朝廷政事，亦阴以申群怨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后三日，以本官知寿州。壬辰，苏轼知颍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喜幸。乞正典刑。』贾易相继言之。于是苏轼言：『近因弟辙与臣言贾易等论浙西灾伤乞考验虚实，因问弟辙云：「汝既备位执政，因何行此文字」辙云：「此事众人心知其非，然台官文字自来不敢不行。又王遹亦来见臣，云有少事谒中丞。臣知遹与君锡亲，因令传语君锡，大略云台谏、给事中互论灾伤，公为中丞，坐视一方生灵陷于沟壑，无一言乎不谓触忤君锡，遂至于此。」』

八月乙未，赵君锡为吏部侍郎。贾易初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亦相继论轼，太皇太后不悦，谕三省曰：『君锡全无执守。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罢，岂非为言苏轼否」曰：「是也。」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云轼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当也』郑雍为御史中丞，右正言姚勔为左正言，监察御史虞策为右正言。甲寅，宰臣吕大防言：『近讲筵官奏，乞修迩英记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迩英、延义二阁记注十余卷，具载仁宗与讲读官议论。欲写一本进入，以备圣览。』上可之，诏别写一本送资善堂。王岩叟言：『秋气已凉，陛下间燕之中，足以留意经史。舜鸡鸣而起，大禹惜寸阴。愿以舜、禹为法。』上曰：『朕在禁中，常观书不废也。』上问岩叟从谁学，对曰：『从河东宁智先生学，后随仕四方，无常师。』上问因甚识韩琦，对曰：『因随侍闲居北门，始识之，遂荐辟学官，又辟幕府，又随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尝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宠，后不畏死，左右无所避，中间惟有诚意而已。臣佩以终身。』上称叹久之。又尝因对论取士，对曰：『天下非无材，取之不远，采之不博耳。所迁所擢止于已用者数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缙绅有沉滞之叹。且如天下郡守、县令，最可以见治状。每岁使本道监司举一二性行端良治状优异者，朝廷召而用之，则人思自奋矣。』上曰：『甚好。』上问治道何先，对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无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举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恩意，推而达于下民；有疾苦，告而达其上，不以一身自便为心。』上曰：『安知仁人而举之』对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上颔之。

九月癸巳，御集英殿，试制科举人。

冬十月丙寅，迩英读宝训，至节费，王岩叟曰：『大凡节用，须每事以节省为意，则积日累月，国用自然有余。』上曰：『然。』庚午，幸国子监，诣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

幸太学，国子祭酒丰稷讲《尚书无逸》终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庙。肃揖礼毕，还内。先是，范百禄转对请视学，故有是举。或谓吕大防曰：『祖宗视学，非有爵命之赏，则有金帛之赐。』大防曰：『古者天子视学，盖常事也。吾固欲天子时一幸，金爵之赉，后日何可继也』闻者乃服。癸酉，郑雍、杨畏对甚久，论右仆射刘挚及右丞苏辙也。雍具挚党人姓名王岩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赵君锡、梁焘、孙升、王觌、曾肇、贾易、杨康国、安鼎、张舜民、田子谅、叶伸、赵挺之、盛陶、龚原、刘概、杨国宝、杜纯、杜纮、詹适、孙谔、朱京、马传庆、钱世雄、孙路、王子韶、吴立礼凡三十人。姚勔八奏并言挚朋党不公。虞策四奏言挚亲戚赵仁刷王巩犯法施行不当。甲戌，刘挚、苏辙以王巩坐罪，挚与巩为姻家，辙荐巩，皆自劾，乞正典刑。诏答不允。王岩叟奏：『刘挚以人言避位，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静，一时戮力尽忠之臣，挚居其最。岂可因一二偏词轻示遐弃安知其间无朋邪挟私而阴与群奸为地者』不报。太皇太后独遣中使赐苏辙诏，谕令早入省供职。辛巳，上谕吕大防曰：『论刘挚者已十八章，乃邢恕过京师，挚与通简，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笼为它日计。』初，邢恕赴贬所，舟行过京师。挚与恕故相善，因以简别挚，挚答简，其末云：『为国自爱，以俟休复。』监东排岸官茹东济数有求于挚，弗得，怨之，亟取挚简，录其本送郑雍、杨畏，二人者方弹劾挚，乃解释简语，以休复为复子明辟之复，谓挚劝恕俟太皇太后它日复辟也。又言挚尝馆章惇之子于府第，故太皇太后怒。癸未，王岩叟言：『臣之区区，不为一刘挚、苏辙，为陛下惜腹心之人耳。』宣谕曰：『枢密之言是也。』固亦不深罪挚，为挚垂帘之初有功。岩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臣闻杨畏乃吕惠卿面上人，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与奸邪开道路耳。』十一月乙酉朔，刘挚为观文殿学士、知郓州。麻制以从挚所乞为辞。壬辰，给事中朱光庭知毫州。初，刘挚罢相麻制光庭封还，言：『挚有功大臣，不当无名而去。言者若指臣为朋党，愿被斥逐不辞。』于是光庭与挚相继俱罢。诏新历以《元祐观天历》为名。辛丑，守中书侍郎傅尧俞卒。太皇太后谓执政曰：『尧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

司马光尝谓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吾于钦之畏焉。』雍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尤为难矣。』时以雍之言为然。已酉，董敦逸、黄庆基并为监察御史。

十二月戊辰，是夕，开封府火。吕大防言：『闻有客星在昴、毕间。』王岩叟曰：『天道远，不可知变见果为何事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当顺应。』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执政大臣同修政事。』

壬申元祐七年春二月乙丑，诏编修枢密院条例官就编修《经武要略》。

三月甲申朔，侍读顾临读仁宗宝训，至钞法事，吕大防奏曰：『自钞法之行，一则人户无科买之扰，二则商旅无折阅之弊，三则边储无不足之患，四则物货无般辇之劳，五则运盐减脚乘之费，实于官私为利。』上甚善之。王岩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并无所好，惟是观书。』岩叟曰：『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它事，则可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阕，欲除馆职、判登闻鼓院。太皇太后不许，乃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问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复得召。

《讲义》曰：尝谓自古朋党多矣，未有若元祐之党为难辨也。盖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党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党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则辨之也难。且我朝寇、丁之党，为寇者皆君子，为丁者皆小人；吕、范之党，为范者皆君子，为吕者皆小人，其在一时虽未易辨也，详观而熟察之，亦不难辨也。而元祐之所谓党者何人哉程曰洛党，苏曰蜀竞，而刘曰朔党，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轧，此小人得以有辞于君子也。程明道谓『新法之行，吾党有过。』愚谓绍圣之祸，吾党亦有过。然熙宁君子之过小，元祐君子之过大。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之自为党皆出于私也。

范祖禹言：『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臣愿陛下深留圣思，法象祖宗。』又言：『臣观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恶，皇祐中，杨安国讲「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鱼之直。」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圣人之大德也。如此之类，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上然之。先是，六年十一月辛亥，客星出参宿度中，犯厕。

太史言：主有暴兵，米贵，晋分兵灾。壬子，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宿度中。太史言：主边兵动。今年正月，随天运行，入浊不见。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稍伏。

夏四月，臣寮上言：『科场限字条制，已得旨：策过二分，更不降等。而赋论、经义未蒙指挥。往时开封举人路授倡为长赋几千言，得张方平摈斥，而其文遽正。嘉祐初，刘几辈善为怪僻句，得欧阳修革去，而其风复雅。但系主司之风化耳。今朝廷立法，不问其文之浇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责其不及，犹有劝惩，禁其多文，殊无义理。』诏：『赋论过二分并不降等，其经义文理优长者准此。』范祖禹言：『王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但忌嫉者多。赵彦若博学多文，详练故事。郑雍自居言职，风望愈高。今讲读官有阙，此四人者，实允众论。程颐本末，别具论列。孔武仲学问该洽，讲说明白。吕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尝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经术履行，识者皆谓可备劝讲。吕大临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吴师仁自为布衣，以行谊称于士大夫。』又奏：『程颐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期罔以误圣听也。颐草茅之人，一日入朝，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固有之。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时祖禹屡请知梓州，执政拟从其请，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为皇帝留之。』执政谕旨，祖禹乃不敢复请。

五月，董敦逸言：『程颐怨躁轻狂，惑众慢上。』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差管勾崇福宫，颐表言请归田里，诏不许。既有崇福之命，颐但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

丙午，王岩叟为端明殿学士、知郑州，以杨畏言岩叟天资至险，强愎循情，父子豫政，货赂公行。黄庆基言岩叟废法徇私，强狠自用，父荀龙、子横交通货贿，窃弄威福[2]。而岩叟遂称疾，章再上，故有是命。

六月癸丑朔，诏淮南东西、两浙路诸般逋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从苏轼之言也。辛酉，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苏颂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守门下侍郎。韩忠彦知枢密院事，范百禄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梁焘守尚书左丞，御史中丞郑雍为尚书右丞。权户部尚书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戊辰，李之纯为御史中丞，杨畏为侍御史。诏太庙复用牙盘食。壬申，御迩英阁，侍读顾临读宝训，至王沿论引漳水灌溉，王轸以为不可，读毕，上问顾临曰：『沿、轸所论孰长是何说可行』临曰：『沿说可行。』它日，右仆射吕大防进曰：『臣侧闻顾临读宝训引漳河灌溉事。臣谓大抵河渠利害最为难明，如本朝黄河，持议者有三说，一曰回河，二曰塞河，三曰分水。本朝有二股河分流水势，粗免河患，后因闭塞一股，并入一股合流，遂至决溢。分水之利，从可知矣。今为四堤二河分减水势，实为大利。』

九月。先是，诏议郊祀典礼，顾临、彭祖禹等八人议，请合祭天地。范纯礼、彭汝砺、曾肇、王觌、丰稷、刘安世、孔武仲、陈轩、欧阳棐、韩治等二十二人议：南郊合祭天地不见于经。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皇帝即位以来，未曾亲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者。』大防等曰：『今蒙圣谕，正如众议。欲依此令学士院降诏。』冬十月庚戌朔，环州地再震。戊午，来之邵为监察御史。

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礼毕，终日和燠。翼日风寒相属，时雪如期。

十二月辛亥，范祖禹言：『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终古不忘。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臣承乏史官，尝采集仁宗圣政得数百事，欲乞撰录成书上进，少资睿览，监观成宪，皆举而行，以副群生之所愿。』祖禹寻采集仁宗圣政三百七十事编录成书，名曰《仁皇训典》，凡六卷，上之。

癸酉元祐八年春正月甲申，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丁亥，上御迩英阁，讲《札记》，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劝，此盖祖宗家法尔。』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

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唯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

二月，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希哲固辞之。苏轼戏谓希哲曰：『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希哲笑而不应，退，谓范祖禹曰：『若辞不获命，必以杨畏为首。』时畏方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故希哲云尔。

三月壬午，诏：『苏颂累乞解机政，可依所请，以大学士留京师。』己丑，黄庆基言：『前日陛下罢黜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辈而洛党稍衰，然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庚寅，范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训典》，愿陛下法则仁宗。臣常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愿陛下先诚于事天。中春以来，暴风雨雪，寒气过甚，惟陛下戒之重之，侧身修德，以销大异。』辛卯，范百禄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

夏四月丁巳，诏今后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

五月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言：『臣等备员讲读，伏见唐宰相陆贽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辛卯，董敦逸、黄庆基皆罢，坐言尚书苏辙、苏轼不当也。王辰，三省同进呈，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当然耳。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毀谤先帝为词，非唯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六月戊午，左丞梁焘充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焘初以议边事不合，即属疾求罢，上皆遣内侍封还，仍问所以必去之理，并访人材。焘曰：『人材可大任者，圣主当自知之，但须识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恶，则天下受福。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无过且图仍旧人有人望者。』寻出知颍昌，临行，宣谕曰：『已用卿言，复相范纯仁矣。』己未，杨畏言：『纯仁方罢帅降官，遽命以为相，赏罚未明，何以诏示天下』来之邵又言：『纯仁师事程颐，暗狠不才。』皆不听。或曰：『畏与苏辙皆蜀人，前击刘挚，后击苏颂，皆阴为辙道地。』太皇太后觉畏私意，故复自外召范纯仁。畏寻又言辙不可大用云。

吕中曰：群而不党，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党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异己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争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议，苏轼与大防争；贬确之事，范纯仁又与刘安世争，非君子之争乎易事而难说，君子之道也。司马光悦于蔡京，苏公悦于杨畏，非君子之说乎凡是数者，皆以君子无以自别于小人，故始为小人所悦，终为小人所陷，其极至于为小人所污不能自辨矣。人皆谓元祐之失在于分别之太过，惟朱文公谓元祐之失正在于决择之未精，此未亲政之时，小人之势已足以胜君子，况于已亲政乎

秋七月丙子朔，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宣谕曰：『公父仲淹在章献明肃垂帘时，唯劝章献明肃尽母道。及仁宗亲政，唯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

八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谨哉!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谨守之。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以清朝廷，裁抑侥幸，以肃宫禁，故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为少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非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下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初，苏轼与祖禹约皆上章论列，轼章已成，见祖禹章，观毕曰：『轼愿附名，止于臣字下加等字。』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公，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