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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书山把越国当做屏障，是治学屋外的清净林，读书室外的竹篱笆。
琅琅书声可以过，风风雨雨不得侵。
在道历新启之前，承担这份责任的是暮鼓书院。
它建立在书山脚下，暮鼓一响，万籁俱静。
诸派道争，至暮鼓而止。哪怕是在龙蛇起陆、天下烽烟的新历之初，战火也不曾燃到书山来。
当然，当年若叫景太祖一统天下，成就六合天子，作为其背后支持者、与之共生的道门，接下来统一百家思想，也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在道历新启之后，作为书山篱墙的，便是大大小小的国家。
宋国、越国、理国、梁国，乃至于之前的夏国，更早的韶国、燕国，也都有不少儒家子弟入仕。
楚国当然也有。主张兵儒合流的伍陵，曾经也在书山上住了三个月之久。
强如霸楚，当然是驭百家而自用，无论修的哪家学问，都是要以楚国为重，为楚而谋。但儒家弟子的身份，本身即是篱墙，先一步阻隔风雨。
国家体制开辟以来，诸国起而又灭，亡而复兴，书山始终屹立。
“出世”和“入世”，就是书山和四大书院的关系。
书山希望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不像道门与道国融为一体，也不像现在的墨门积极入世，更不愿像枯荣院，一夜之间被推平。
如今暮鼓书院迁移到了祸水，楚国灭南斗，压文越，其实已在书山门外。
在高政身死的那一刻，越国就已经山河倒悬。数千年的社稷，被翻转为一只倒扣的沙漏，等待终期。那流沙计时是文姓皇室最后的光阴，又何尝不是书山之外楚国叩门的步点？
书山已经一再地表明态度，从颜生到陈朴，今夜只不过是被文景琇逼出来，终于正面站在楚人身前，有了更清晰的立场表达——
正朔天子的生死，应当在国家体制的规则内，不可无罪而诛。越廷无罪，不应遽亡。
景国的东天师，也为此句盖印。
越国之所以长治久安，从来不是因为越国自身。当初高政主导陨仙之盟，也是拉上暮鼓书院、南斗殿、书山，才能在四个固定下来的陨仙林入口里，占据其中一个。
文景琇从来都知道，越国根本没有未来！
不是越国无贤才，不是越国无忠臣，越国没有前路的唯一原因，就是越国在楚国旁边。楚国根系庞大、树冠遮天，掠尽了南域的阳光和水分。
其它所有根木，离之愈近，处境愈危。
才能卓绝如高政，也只能自我放逐，囚坐隐相峰。踌躇满志的政治图卷，只画了几笔就被叫停。距离衍道只差一步、也不能踏出。
在霸国旁边的国家，能有什么结局？
齐国旁边的阳国，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甚至阳国比越国的境况要窘迫得多。
天雄纪氏的纪承，连神临都不被允许。
阳国末帝阳建德，曾经在战场上也是跟重玄褚良并驾齐驱的人物，最后却为魔功所迷——不是他心志不坚，是他别无选择。
齐国吞阳国，是水到渠成，一鼓而下。
因为阳国背后的支持者，已经先一步被清理。要么被打断过长的手脚，要么直接被扫灭。
如今楚国灭南斗、杀高政，又何尝不是东域故事的重演？
剥掉甲壳，欲吞软肉。
这团软肉要想保住自己，要么长点刺，要么带点毒，要么躲进另一个剥不掉的壳。
站在会稽城往外看，看古往今来，看六合八荒，乍看好像有无数种选择，但这无数条曲折的道路，最后都通向凋亡。
没有惊天动地的剧变，不可能在这一池死水里搅出波澜。
陈朴这样的温润君子、鸿儒长者，说出“我不是你的先生”这种话，明确划清界限，已经是意见很大的表现。
文景琇当然知道。但他也别无选择。
他不做事，谁会帮越国做事？他不做出选择，谁会给越国路走？
在龚知良也死掉的这个凌晨，他独自穿行于王都，走到了太庙，走进祭祀祖宗的灵殿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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