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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不像棉布可以织很长，一般一匹丝绸也就三丈，大约三十尺，市场价格在6两银子。
魏广德是有点看不懂，后世棉布比丝绸便宜多了，可是在大明朝，和后世明显反着来的，棉布更贵。
找到资料，魏广德就在自己公房里慢慢翻看起来，不看不知道，大明朝纺织中心还真不少，南北都有。
不仅江南苏州、常州、镇江、湖州、杭州、南京的丝织业一直非常兴旺，连北方的京都北京、涿州、太原以及西南成都的丝织业也相当昌盛。
在魏广德原来的印象里，诉讼那边应该是最多的，现实也是，只不过其他地方的纺织工坊也不少，而且规模也不小。
官方的纺织机构就有“两京染局”，分设北京和南京的内织染局、南京礼帛堂、苏州织染局和杭州织染局。
这几处官府纺织工坊雇工人数魏广德也知道了，就有六千多人，这并不包括民间私人的工坊。
官方统计仅嘉靖三十四年全国的缎、布产量高达二百多万匹，这还不包括农家自己织的布，都是各大工坊上报的产量，因为明朝是要对这些布匹生产课税的。
按照现在三十税一的标准，官府收了八万匹缎、布，至于官造则是大多供应内廷使用和外廷的薪俸发放。
不清楚每年到底有多少纺织品被卖到外洋，魏广德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显然整个大明的纺织工业还是很强大的，纺织工坊的场主都特么有钱。
现在朝堂上讨论在浙江改稻种桑，那自然是要增加生丝产量，为绸缎工坊更大的扩产做准备，由此可见外洋夷人偏爱的是大明朝的丝绸，而对棉布兴趣不大。
好了，魏广德仔细翻看了过往数十年织机和布匹产量的数据，对大明朝在纺织方面的产能有了个大概的认识，按照上面记录的工坊织机数量和布匹数量，似乎已经接近饱和状态。
魏广德很清楚，现在那些人提出改稻种桑增加生丝的供应，十有八九根本就不是打的扩大外贸的主意，而是借机兼并江南各地的良田。
魏广德沉思半晌，知道这样操作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搞“改稻种桑”有点内似后世的行政命令，最后的结果一般都不会很好，只有市场需求拉动才能避免很多问题。
自己想要从这个泥潭里爬出来，就必须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桉来。
市场需求拉动吗？
既然有人提出增加丝绸的生产，那就说明增加的产量是有市场能够完全消化的，至少谁提出谁就要拿出解决办法来。
终端这块魏广德不用去考虑，那么剩下就是生产。
让纺织工坊的场主扩大工坊规模，增加织机数量，产量扩大了自然就对原料有更大的需求，在产量短期内提不起来的情况下，他们为了争夺不多的市场供应量就只能竞相抬价的方式抢夺。
原材料价格上涨，从而吸引农户自愿从种稻改为种桑养蚕。
自愿改变田地用途的话，那不可能大家一窝蜂上去。
按照魏广德对现在老百姓的认识，他们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都很实在，就算发现种桑养蚕利润更大，也不会一下子把全部的田地拿去做这个，而是只会把一部分土地用来改稻种桑。
实际上魏广德就查到在明初的时候，朱元章就曾下过圣旨鼓励种桑养蚕和种棉花。
想好这点，现在魏广德唯一还不确定的就是增产出来的丝绸有没有销路和怎么样才能让纺织工坊的场主愿意增加织机数量，只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不做改稻种桑也能在几年里让丝绸产量大增。
好吧，还是需要搞清楚第一个问题，销路，是否真如自己猜测的那样，是销往外洋的东西。
魏广德可是知道，这年头，东西洋都喜欢丝绸，也就是东边的日本和西边的阿拉伯、欧洲，据说一匹丝绸运过去，价格翻几倍都有人抢着要。
当然，和在大明不同的是，在那里能消费得起大明丝绸的都是当地的有钱人，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买不起的。
而在大明，其实情况也差不多，老百姓身上穿的也大多是土布衣服或者普通的棉布衣服，上等的棉布、绸缎都是用不起的。
在翻阅资料的时候，魏广德还意外发现一个以前他不知道的事儿，棉花居然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而是在宋末元初的时候才传入中原地区，之前只在南边有少量种植，多为当地少数民族用来纺纱织布。
也就是说明朝建国的时候，棉花在大明内地产量还不大，只是经过百多年的推广才逐渐扩大开来，不止是种植技术有了提高，对于棉花品种和等级也有了分类，纺织技术更是优化很多。
就好像魏广德喜欢的松江大绒布，就是现在棉布里的最顶级布料。
该找谁打听消息呢？
魏广德这会儿又犯难了。
之前陈瑾他们把知道的都说了，魏广德当时问的很详细，可唯独因为不知道市舶司的事儿，而忘记问丝绸销路的问题，这也是思维惯性的原因，魏广德就以为中国自古丝绸不愁卖，产多少外洋人就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