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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说的山东事和黄白册，魏广德自然是知道。
当初山东事的处理，魏广德还在礼部，说不上话，但也有人来找过他说这事儿。
他也通过陈以勤，在内阁表达了反对的意思。
那是隆庆元年，还是户部尚书的葛守礼以“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而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匀。新法不论户之等则，只论田之多寡，致使百姓放弃田土，以避差役。
黄河以南，太行山东西，土地贫瘠正赋已无力交纳，岂能再加以重役”的理由，反对在北方推行一条鞭法。
特别是葛守礼看到一条鞭法的一些缺陷，提出“工匠因没有土地而免差。富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致使衣不遮体、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
另外就是对地方官吏办事不同，葛守礼也是非常看不惯，在奏疏中直言“不论仓口，不开石数，只开每亩该银若干，致使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
因为一条鞭法存在的种种弊端，所以葛守礼是旗帜鲜明站在维持旧法之上，指出“国初征纳钱粮，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和石数价值，小民照仓上纳，完欠之数了然，其法甚便。”
这事儿，魏广德当然清楚，虽然在后来他入阁以后，在江西地方请托之下，内阁批准了在江西试行一条鞭法，但其中弊端，他也是看在眼里。
本质上，如果执行一条鞭法之外能够开征商税，大明朝的税法就算完美了。
只可惜，这两条都被朱元璋给预定了，虽然并没有定死，朱元璋也是留了口子，允许后代帝王视情况斟酌，便宜行事。
可是后面的话被文官集团选择性忽略，认定朱元璋定下来的东西就是祖制，不容更改。
至于南京湖广道试监察御史陈堂所奏黄册、白册，魏广德当然知道，官场公开的秘密。
朝廷征粮征税是按照黄册分摊赋税，而地方官府执行时不时按照黄册进行，因为猫腻就出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私底下还编制白册。
征钱粮，编徭役，有司都以白册为重。
陈堂只是向朝廷陈述了事实，但也没敢说用白册替代黄册的话。
这篇奏疏递上来的时候，魏广德还没回朝，不过回来后他也听说了此事，还找出奏疏看了看。
“叔大兄，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重新编制黄册”
魏广德试探着问道。
“沿袭至今，奸吏那移，豪强影射，弊病不可胜数。
黄册掌握在里胥手中，任其增减，钱粮完欠，差役轻重，户口消长，皆与事实不符。
若是朝廷依仗现有黄册布置行事，难免出现差池。
如今考成法已经推行，我欲在此之后，重新编制黄册和清丈天下田亩。
洪武朝时期，天下纳赋田亩尚有八百余万亩，何以至今只剩四百余万不到五百万之数。
朝廷亏空，还不是被下面胥吏贪了去，想想为之骇然。”
张居正也不藏着掖着，魏广德都敢提出大概钱法，在内阁里，他难道还不敢说出现今大明朝廷上下存在的种种弊端。
魏广德没有接话，而是看向一旁满脸骇然之色的吕调阳。
张居正也注意到魏广德的目光，随即也看了过去。
吕调阳在二人目光注视下，难免感觉不舒服。
朝廷的大事儿，基本上就是你们两个在商议施行，难道还想让我来做这个出头鸟。
吕调阳心里委屈，他在内阁就是个象征意义的存在，干最多的活儿，掌最少的权，特么的，这两人还想利用他。
吕调阳装作思索状，也不说话。
魏广德不接张居正的话，那是因为此事牵扯有点大，说事关天下也不为过。
看都魏广德和吕调阳都不接茬儿，张居正只好继续说道：“我记得当初葛御史提出一条鞭法在北方所困还是很有见地。
朝廷要推行全国，就不得不掌握真实数额，北方田亩、人口事关重大。
若按现有黄册，怕是真会闹出大乱也未定。”
“北方重人口，南方重田亩，先借着南直隶歙县的事儿，把会典中所载赋役清查一遍也好。”
这次魏广德接话了，再不接就成张居正的独角戏了，吕调阳摆明了不想掺和这事儿。
“让户部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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