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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虽以三世纪的通胀臭名昭著，但在更长历史尺度上，这只是极偶然的插曲。从公元前 150 年前后到公元 50 年，古罗马的小麦价格只增长了区区 50。
当然，如果仅仅从物价的稳定性来看，蝇国在实施金本位前的几个世纪毫不逊于实施金本位后的两百年。从 1200 年到 1700 年五百年间，除了 16 世纪小麦价格年均增长 15以外，其它世纪小麦的价格变化几乎为零。
即以华夏而论，实物证据比史书泛泛印象更能说明问题。
宋代铜钱标记了年号，年号在宋代更新频繁，使后世的研究者得以用遗存的宋代铜钱构建货币成色的准年度数据。在宋三百多之间，作为流通主体的一文和两文铜钱，重量和成色都极为稳定。
即便是糟糕透顶的辫子朝，其开国至 19 世纪中期两百年间谷物价格也只增长了 35 倍，折合年均通胀06……
当然，最瞎搞的就是大萌王朝，死命印刷，导致大萌宝钞一开始就注定是比废纸都不如，擦屁股都嫌硬。元朝那么糊涂的，都懂得一年印刷量需要控制，大概维持在20万锭，一个没控制住印了150万锭，然后逼出了朱重八，结果猪头八上台，大萌竟然一年印515万锭，洪武二十三年，中央银行的练家子们更是直接把发行量提升到了1500万锭……
『董贼之时，以恶钱横行……』说起当年的事情，斐潜多少有些感叹，在这个环节上，其实他也是幕后小黑手，只不过斐潜是向士族世家伸出去，而士族世家则是加在了民众身上而已。
严格上来说，斐潜当时并没有跟着铸造恶钱，只是低收高卖，在货币价值高的时候借出货币，然后采购商品，然后等货币价值暴跌的时候，再以货币结算，赚取差价而已，虽说有些趁火打劫的嫌疑，但还是属于商业范畴。
董卓要铸恶钱，不是因为董卓喜欢恶钱，而是当时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加上董卓将大量的货币自己私藏，不拿出来进行流通，使得朝堂上没有铜可以铸钱来支付相应的费用，以至于不得不开始铸造重量更轻或成色更低的钱币，用它们支付官员和士兵的俸禄薪水。
而董卓这样的行为，则是掀开了大规模盗版铸币的序幕。
因为很简单，小规模的仿制，其实是不怎么赚钱的，而且因为仿制钱币上为了牟利，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即便是文盲的民间黔首也能发觉的，所以小规模的伪币其实并不容易流通，也不可能给伪造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只有当朝堂公然制造大规模恶钱，并且以强制命令推行的时候，才是伪造铸币的绝佳时机！
所以实际上，当时董卓铸造出现的恶钱，数量并不是最多的，而随之而来山东士族的所谓『民间盗铸』，才是真正导致五铢钱货币体系崩坏的根本原因。
表现在物价通货膨胀上，古代和后世的就有所不同，古代大多是梯形，有一个平台期，而后世是斜坡，一路往下滚。
因为在古代，除非是中央朝堂有预谋的事先积攒大量旧币，短时间内迅速熔铸成新币投入市场，否则所谓的那些『民众』，就有充分时间置备私铸工具，与中央朝堂争夺铸币利润。可是中央朝堂之所以滥铸，往往是迫于财政压力，如果国家府库中已存有大量旧币，哪里还用滥铸呢？
所以，大多数选择滥铸的中央朝堂，是无力与『民间』的盗铸者赛跑的，也抢不到多少铸币利润。这也解释了古代的币值变化的梯形特征，在古代铸币经济中，除非中央朝堂短视到极点，否则不会轻启滥铸，而一旦启动了滥铸，盗铸就如火上浇油，造成急速通胀。
那么以律法来治理有没有用呢？
有用，但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铤而走险者……
《汉书》中记载，王莽时期『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吿，与同罪……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故而，以收旧币，可绝私铸盗铸之弊，亦可衡铜皿铜器之价也。』斐潜总结道。当然，其实回收旧币还有其他的附加功效……
荀攸对于高深的经济理论，自然是似懂非懂，但是他也猜出斐潜的一些潜在的用意，大概是指向了士族大姓方向，所以表示出了回收也是需要花费和成本的，但是既然斐潜坚持，荀攸也不会反对。
荀攸在心中感叹，君明者，为臣者，自然不敢堕……斐潜这样的君主，太过于精明了，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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