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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为了让国民党重庆积极抗日，以牵制侵华日军东调南下，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于 1942 年 10 月 9 日，由“美国先向中国提议，商量签订一个条约，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并解决有关各项问题”，10 月 24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将其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开始谈判。
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采取了一致行动，还和中国进行了磋商。
很明显，当日本提出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并加入废除治外法权的竞争时，美英两国加快了步伐，准备在 1943 年 1 月 11 日与中国签订新约。
日本得知后，决定抢在美国和英国之前，让汪伪政权参战，并签订日汪关于归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的协定。
1 月 7 日深夜，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去见汪精卫，转达了东京的命令，要把原定 1 月 15 日汪伪对美英宣战、日本“归还”租界的日子，提前到 1 月 9 日，为的是“比美英等国早两天”。
次日，日汪仓促讨论相关手续与实施步骤。1 月 9 日，汪伪借主席和五院院长之名，颁布对英美宣战公告。
重光葵与汪精卫签了约，答应把日本在华的租界行政权交还给中国，并认可中国尽快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和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
过了两天，英美两国分别和蒋介石的重庆签订了有关取消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废除治外法权，终止《辛丑条约》，归还租界等，互换批准条约后于 5 月 20 日生效。
在意伪的请求和日本的调解下，轴心国意大利于 1 月 14 日发表声明，交还在华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法国维希于 2 月 23 日也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放弃北京公使馆区，以及上海与鼓浪屿公共租界、上海、天津、汉口、沙市的法国专管租界行政权。
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和租界，这是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是他们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体现。但中国人民长期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总有一天会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
这些日本和英美等国所谓的交还租界，其实都是各怀鬼胎，“不过是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玩的拔河游戏”。
2 月 9 号，汪伪成立了接收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两个委员会，由“外交部长”褚民谊当主任，负责接收租界的相关事务。
3 月 4 号，两会开了第一次会，商量交专管租界的具体法子。
3 月 14 号，褚民谊和重光葵签了《交还专管租界实施细目协定》，定在汪伪还都纪念日，日本把天津、苏州、杭州、福州、厦门、沙市、汉口及重庆等地的日租界交还给中国。
3 月 22 号，褚民谊和重光葵签了《北京公使馆区域交还实施条款》以及《了解事项》。
3 月 27 号，褚民谊和重光葵签署了《关于交还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实施条款》以及《了解事项》。
3 月 29 号，褚民谊跟意大利大使戴良谊签了个协议，内容是意大利把北平使馆区域的行政权交还给咱们。
截至 3 月 30 号，日本把所有在华的专有租界，包括各国共管的北京使馆区和鼓浪屿公共租界，都交还给了中国，只剩下法国在各地的专有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
自 4 月初，两委员会就与法方商谈接收法租界的事情，褚民谊还专门给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发电报，让他派人参加。
因为法国方面的敷衍和拖延，会谈进展很慢，汪精卫伪非常怨恨。
4 月底，上海法租界菜市街诚记衫袜店学徒张金海被老板娘诬陷冒领其洗染的衣服，法籍捕头对他严刑逼供，导致他死亡。
惨案发生后，日伪趁机大肆宣扬。日大使馆情报部长发表谈话，对死者表示极大同情。伪上海市府向法驻沪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伪市党部通电，主张提前收回法租界。金融界唐寿民、吴蕴斋等镇江籍巨子（死者系镇江人）代延律师起诉。各团体“上海市民联合会”“租界纳税华人会”“中华洪门联合会”“东亚联盟上海分会”等纷纷鼓噪。甚至连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委员、伪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也专程赴沪过问此案，闹腾了十多天。
5 月 9 日，法租界当局认怂，公开道歉，羁押凶手，还下令严禁暴力行为。
在“收回法租界”的余声中，维希法国与汪伪外交部于 5 月 18 日签订了《关于交还天津、汉口、沙市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了解事项》。紧接着，汪伪于 5 月 20 日任命吴颂皋、吴凯声、陈耀祖为接收大员，并于 6 月 5 日分别前往天津、汉口、广州进行接收工作。但是上海法租界的收回，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6 月 23 日，谷正之在南京宣称，日本将先交还上海租界，以扩大国民在上海的政治影响力。这不是在明摆着让法国把法租界还给我们吗？
6 月 30 号，褚民谊和谷正之签订了《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和《了解事项》，定 8 月 1 号由汪伪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但汪伪“得依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及臣民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筑路等地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益利益”，汪伪在该地域内施政时，“日本国臣民之居住、营业及福祉等，至少应维持向来之程度”。
公共租界已经定了，法租界就成了唯一目标。
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在《为签定实施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告市民书》中公开指责。
8 月 1 号我们接收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同一天收不回来，上海市政还不能统一，治安还没确立，对于法国当局，我希望他们能自觉点，赶紧跟国府外交部去谈。对于上海市民，我更希望大家能自觉点，一起促进法国当局去实行。
7 月 7 号，褚民谊跟维希法国驻沪领事商量交回法租界的事。
两天后，汪伪市长陈公博、秘书长赵叔雍与日田尻公使及工部局冈崎议长等为了达成《上海特别市与工部局间关于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上约定事宜及谅解事宜》，进行了会谈。
会谈还提到法租界接收的问题，陈公博说“8 月 1 日接收法租界”，冈崎表示“没意见”。
那么可以晓得，在日本的帮忙下，汪精卫伪政权肯定不会让法租界在 7 月之后还能继续存在。
7 月 22 号，汪伪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会委员夏奇峰和维希法国代表团全权代表、驻汪伪大使馆参事柏斯颂等人签订了《上海法国专管租界交还实施细目条款》和《了解事项》，定在 7 月 30 号由汪伪接收法租界。
次日，褚民谊与意大利驻汪伪大使戴良谊签订了《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戴良谊“已能完全与日本取同样步骤、对中国主权之恢复作莫大协助”。
到这一步，从轴心国的角度来看，汪伪撤销治外法权、接收租界的“法律”手续基本完备了，就只差举行接收仪式了。
为了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汪伪政权任命陈公博为接收两租界的委员，还特派褚民谊、夏奇峰分别监督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接收工作。
陈公博接到命令后，开始谋划接收两个租界的方案，并于 7 月 29 日与日本驻沪公使田尻爱义达成了日方“同意”的《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以后之上海特别市市政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租界收回后，上海市的施政方针是“促进中日友好”，“实施时希望日方给予充分协助，并且在大东亚战争因事态发展需要变更时，尤其希望得到日方的支持和理解”。
7 月 30 号上午 10 点半，汪伪接收人员在仪仗队的陪同下，从伪市府出发，走愚园路、海格路、善钟路、霞飞路，到马浪路，法租界公董局。
参加接收法租界仪式的有伪市各机关的正副处长、警察局副局长、公董局的中外董事以及日本各相关机关的代表。
接收后，法租界改叫“第八区”，法租界总巡捕房改叫“第三警察局”。法租界结束了。
过了两天，伪接收人员在仪仗队的陪同下，从伪市府沪西区办事处出发，走愚园路、海格路、静安寺路、南京路，到江西路公共租界工部局。
参加接收公共租界仪式的有伪市各机关处长、警察局副局长，工部局的中外董事，日本各相关机关代表以及各国总领事。
接收后，公共租界改叫“第一区”，总巡捕房改叫“第一警察局”。公共租界到头了。
根据日本要求，为了把英美在上海的“尾巴”都给除掉，8 月 26 号，陈公博下达手令，让赶紧把外滩的那些英美铜像都给拆了，还得改了原来两租界和越界筑路的外文路名。
9 月 9 号，赫德等铜像被拆了；10 月 10 号，240 条以西文命名的马路，全改成了用中国省市命名的新路名。这好歹把“黄道乐土”的那点儿洋味儿给去了。
在上海存在了百年之久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本和维希法国归还汪伪，这显然是个骗局。
这是因为第一区公署不仅设有日本顾问，而且在 8 个处中，财务、工务、消防 3 个最重要的处的正职由日本人担任，其余 5 个处的副职也由日本人担任，而公署秘书处则完全被日本人占据；7 个课中，6 个课的正职由日本人担任；警察局正职由市长兼任，副职由日本人担任，并且“要重用日本籍的高级警察服务”，这与“满洲国”如出一辙。
还有更过分的，他们通过《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以后上海特别市市政备忘录》，规定“第八区公署的内部组织和人事处置，按照第一区公署的办法来规定”，这意味着日本“在以前没有关系的法租界自不必说，甚至连沪西、南市等地也录用日本人，所以可以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扩张”。
所以，所谓收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日本侵略上海和汪精卫伪政权出卖上海的无耻之举。
那时，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评论说，日伪的这事儿，被说是“最可笑的骗局”，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