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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时对官员进行查处，也通常是因为有人检举了该官员。
虽然很多人抱怨举报信经常石沉大海，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但这往往是因为举报者没有确切确实的证据，而举报的人实在太多了，内容大同小异。
面对如山如海一般的举报，上级根本查不过来，只能不了了之。
可不管怎么说，检举监督系统对上级掌握下面官员的动向，情况，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后世扫黑除恶行动中，被扫除的黑恶势力，基本上全部来自下面的举报。
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落马，也都是因为对手或者下面人的检举。
事实上，大明朝廷内通行的上奏弹劾，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举报呢？
只不过，这个检举的范围很小，能实施监督的人很少。
而一旦利用邮司系统扩大全民，事情便会起质的变化。
在此之前，老朱让老百姓抓违法犯罪的官员，将其扭送至京城，这是令民众监督官员。
但这种监督的难度，无疑是非常大的。
可如果任何一个百姓，都可以写信向朝廷举报官员，那监督就立即变得不一样了。
受制于时代和科技，如今的朝廷，对地方官员的约束和了解都实在太少了。
一旦百姓都能利用邮司系统检举监督官员，有了直接向上面反映的通道。
那邮司系统，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奏章”系统。
只不过，上奏朝廷的权力，由少数官员变成了“全体百姓”。
既可以一级一级上奏，也可以越过下面，直达中枢。
向县衙举报，向都按察使司，向刑部，向都察院……
此前的《大明日报》，使得百姓能直接了解朝廷发布的政策和法令，杜绝了官员利用职务之便，故意不传达朝廷的命令。
比如说，某地要救灾，朝廷下旨给某个灾民发放十斤大米。
但事实上，到了实际执行中，很多官员不会向外发布朝廷的命令。
只给每个灾民发放五斤大米，余下的五斤，则变成银子，进了自己的腰包。
下面的百姓，不明情况，还以为朝廷的救灾粮只有五斤。
类似的事情，在整个封建时代屡见不鲜。
一直到后世社会，仍然时有发生。
随着监督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才逐渐减少。
如今的大明亦是如此。
《大明日报》的触角已经遍及大明所有州县。
上面发布的政令，所有百姓都能看到。
不认识字的人，也会通过口耳相传而知晓。
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官员仍然会有种种理由，而不严格按照朝廷的政令执行。
百姓缺少向上面反应的渠道，通常也无可奈何。
反而会因此而骂朝廷不守信任，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做的。
有了这套系统，百姓从此有了向上反应的渠道。
一旦地方实施的政策，与朝廷公布的不符，立即便能写信反映。
地方官员再也不能欺上瞒下，将会失去在地方上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权力。
整个的大明行政系统，都将焕然一新。
其意义之深远，又要远远超过此次刑部清剿行动本身了。
再细细回想，在后世，在那个电话尚未普及的时代，信件系统有效实现了民众对官员的监督！
依靠邮政系统监督下的吏治，全体官员也是能做到非常清廉，不敢贪污腐败的。
因为政令上通下达，监督落到了实处。
大明，一个封建王朝，也能如此。
那将是何等巨大的飞跃？
千古以降，绝没有一个王朝能做到这一点。
毕竟，自古以来，百姓都缺少向上反映情况的途径。
自古以来，百姓都不可能真正有效的“监督”官员。
不管是探听司的情报打听得有多细致，相比全民监督，都不是一个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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