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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后蜀的人才能够投奔大周，当然是一件好事，只是，不够好。
先说吴越，自开国以来，一直奉行的是“事大主义”，将中原政权视为正统，同时，当权者吴越国王钱俶坚持“民本思想”，十分反对发动战争，他自己坚持“称王但不称帝”，对待臣子们训诫，要“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因此，整个吴越国本质上就是后周的一个“行政国”，吴越皇室也好，人才也好，官员也好，将士也好，本就对后周十分倾慕，不会成为后周统一天下的阻碍。
再说后蜀，业已称帝，当权者孟昶虽无才能，尤其后期荒淫无能，但身边名臣颇多，国家治理方面还算说得过去。周、蜀之间发生过数次战争，各有胜败，这倒不是说孟昶多能打，关键在于后蜀的地理位置太特殊，包括四川大部，以及甘、陕、鄂的一部分，山地居多、道路难行，恰如李白笔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描写。于是，后蜀坐拥天府之国，采取“圈地自封”的政策，境内维持了三十多年的稳定和平，这期间处于“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境地，能够投奔大周的后蜀人才，多半是流落他乡或受迫害之人，对于后周的统一大业帮助较小。
按照郭荣的想法，他真正想招揽的，是南唐、南汉、北汉及辽国的人才，尤其是能投降的军事人才，不惜许诺以重金高位。特别是南唐，自黄巢作乱以来，整个大唐帝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南渡，所流失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而世家、贵族、门阀，如大名鼎鼎的韩熙载，他出走南唐，不仅整个家族也随之迁徙，还因为“南阳韩氏”在文学、政治、朝廷等方面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投奔南唐。
未等郭荣询问，王溥就主动出班，施礼言道：“陛下，吴越、南平、武平皆以臣服，大军入境，三国不会再有波澜，唐国历经三次征讨，已然将江北诸地奉上，日后定然是我大周囊中之物。陛下所虑，在蜀、汉、契丹，三国之中，唯有契丹实力可与我朝一争高下，待到……时局稳定，大军挥师北上，收复幽燕之地，其余冢中枯骨自然土崩瓦解。”
王溥的话很有分量，虽然这些战局信息，郭荣也很清楚，但别人说出来给他听，能够起到“定心丸”的作用。
“齐物，朕成就边疆功业，卿居功甚伟。”
“陛下言重了，还请保重龙体，日后驱臣等扫清天下。”
“咳咳……还要仰仗卿等出力。”
“万死不辞！”
郭荣缓了缓，道出担忧：“昔日北伐，有人极不赞成，纵使当下已经重创契丹、刘汉，朝中仍有戚戚之音，卿当坚守初心，日后……日后竭尽全力，助我朝统一天下。”
王溥心里咯噔一下，皇帝说的不是“助我”，而是“助我朝”，这是明显的托孤之言了！
其余三人也是一惊，看来，他们内心猜测的事情，八九不离十。
偏偏选在延福宫，偏偏召见的都是文臣，偏偏问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李谷见众人缄默，出班说道：“陛下雄才伟略，实乃黄巢作乱以来，华夏第一的帝王，万不可妄自菲薄……过多思虑。”
“溢美之词，朕心感知，卿不必在意。时至今日，朕终于知道诸葛孔明在五丈原的心情了，可朕不能做刘玄德，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变成刘阿斗。”
“陛下不过偶患小恙，何故说些不吉利的话，稍加时日，必定龙体康健。”
“惟珍，你曾跟随朕南征北战、一路拼杀，君臣之外，还有同袍之谊，我的身体我很清楚，尔等不必欺我。”
“陛下……”
“咳咳……”郭荣摆了摆手，对身边的郭椿说道：“把东西拿上来。”
郭椿领命而去，大殿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四人心情沉重，仿佛是死刑犯在等待最终的裁决，尤其王朴，若有可能，他甘愿以自己的生命去延续郭荣的生命，两人情谊，正如刘玄德与诸葛亮、曹孟德与郭奉孝，孙伯符与周公瑾。
少顷，郭椿手捧玉函回来，放在御案之上，里面放着四份诏书。
“尔等是朕的心腹，我要将大周江山托付诸位，尔等要同心同德、忠诚不二。”
王朴带头，四人齐齐跪下，额头贴着延福宫冰凉的地面，浑身不由得颤动起来。
“不必如此。”郭荣勉强支撑身体，坐的更端直一些，说道：“尔等明白，自惨唐末年以来，天下大乱、藩镇割据，蝇营狗苟亦可登堂入室，流寇四窜、征战不断，天下百姓血流成河，我欲创建清平天下，只可惜天不假年……咳咳！”
“陛下，别说了！”
王朴实在忍不住，老泪纵横，用膝盖当脚，跪行到郭荣面前。
“文伯！此时此刻，此般光景，怎么还意气用事！起来，尔等都起来，朕下面要交代的事情非常重要。”
谁能想到，昔日雄姿英发的大周皇帝，此刻的生命如同风中残烛，几乎用哀求的口气，向自己的臣子交代后事？
郭荣依次从玉函中拿出诏书，分发给四人。所谓诏书，本质上就是国家名义发布的命令，里面写明了具体内容、执行人等信息，简单地，可以看做是军队中的“虎符”。
四份诏书，是郭荣多方思量、精心布局的结果，旨在“制衡”朝中各方力量，确保自己的儿子江山稳定。
第一份诏书，交给王朴的，诏书的内容可以归结为“笼络外戚”，笼络的对象，就是符彦卿。这个差事交给王朴很合适，因为王朴虽然军功不大，但是常年耕耘于汴梁城中，对于官僚体系十分熟悉，上上下下的人员，他都十分了解并且掌握的很好。
从历史上看，“外戚干政”是导致朝廷不稳的重要原因，甚至会出现“外戚篡位”的现象，如王莽、杨坚等，但郭荣从制衡军事力量的角度出发，又不得不笼络外戚。原因在于，后周建立之后，为了避免大唐帝国后期出现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现象，郭荣采取了“削弱地方、中央集权”的政策，中央军的力量异常强大，地方军事力量想要翻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由此，就引发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军一定可靠吗？”没错，郭荣长期直接领导禁军，他深知手下这批武将的能耐和秉性，忠诚这种东西存在的前提，在于一个具有足够威慑力及领导力的人存在，而那个人就是自己！如今，他必须扶植一个脱节于中央军的外戚，在关键的时候发挥制衡作用——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他为何火速册封小符皇后——符彦卿是天雄军节度使，长期驻扎北方，为了防范契丹、北汉，力量自然是不弱的。诏书中已经写明，册封符彦卿为魏王，如此一来，符彦卿不仅是国丈，手中有兵权，更是进阶到公卿爵位，地位更加牢固。自己的儿子郭宗训是符彦卿的外孙，一旦中央军有变，符彦卿就能以“清君侧”的名义从北疆反攻汴梁。
第二份诏书，交给窦仪的，身为右补阙，在中书省有较高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这位相当于“蒋校长”的人物，在大周新晋官员当中又很高的威望。
后周对贡举体制做出的改革，革除了有唐一代的复杂方式，像诗仙李白那样“以名入仕”的情况基本不存在，而科考上来的官员，大多又根基不稳、没有裙带关系。如此一来，窦仪利用新晋官员，能够为郭宗训打造一个强大的朝廷班底。为了让一切顺理成章，诏书中对郭宗训进行了火速提拔，从一名不文直接册封为“梁王”，这样在管理、任用官员方面才师出有名——这也是无奈之举，郭荣尽管已经登基称帝，但他却认为，儿子还小，早早地封王并非好事——可如今，为了保障郭宗训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他也不得不“拔苗助长”一般地火速赐予王爵。同时，诏书中任命窦仪为东宫首席，因为郭荣很明白，他已经没有时间亲自调教儿子，这一重任交给窦仪，也可见信任之大。
第三份诏书，是给李谷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建立文管集团的“铁三角”。李谷被任命为殿前辅政御史，这算是郭荣深思熟虑之后，专门在文官制度上增设的一个岗位，它管理的范围很小，但作用却很大。因为诏书上写明，范质被任命为平章事、兵部侍郎、枢密使等职位，王溥被任命为平章事、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位，魏仁浦被任命为平章事、枢密院主事、中书侍郎等职位，三人一共进入后周中枢，不难看出，三个人并列为宰相，但职位又有所分别，可以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加上李谷作为殿前辅政御史，在这个“铁三角”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保持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