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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的路像一棵枝桠横斜的大树，与它北面清朗开阔的中山大学校园面貌完全不同。
唯一一条宽敞大路从村口牌坊进入，这是树的主干，大型货车在这里装卸货物，外来的客商也能很容易地找到进口。
主干上生长出几条枝干，分别通向宗祠、布匹市场和招工大街，村里的小型公交车、摩托车、拉着长长布料的板车在狭小的街道上挤作一团，人们先是不停地鸣笛，随后又不得不花时间相互让道，再扬长而去。
沿着枝干又会分出许多看不见尽头的丫杈，狭窄弯曲，互相交错，只有自行车和行人才能在其中勉强穿行。
枝桠空隙处，密密麻麻地排布着平均五六层高的水泥房，基本上都是村民自建，被用作住宅、作坊和制衣厂等功能，数量之多，眼花缭乱，就像树叶一样难以算清。
康乐这名字的来历也有讲究，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被称为中国“山水诗派”鼻祖的谢灵运在十八岁的时候继承了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
少年得志，才情横溢，之后的二十年里连续官拜中书侍郎、太子左卫率、相国从事中郎等朝廷要职，但因为性格偏激，常常触犯礼法律令，到了公元432年，被降为康乐县侯，贬至广州，当时其所居住的地方后来便被称为康乐村。
谢灵运临死时写诗说：“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悯。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可见在他看来，人世苦短，命运无常，康乐到底只是念想。
不过这些历史上的典故和感悟对当下的杨守安来说毫无作用，他和阿四已经在人声鼎沸的街道上来回走了十几圈，却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昨晚两人退了西湖路的房子后，天还没亮就坐车来到了康乐村，因为实在太早，招工大街也没人，于是便就近寻了个门脸很小的饭馆想先吃碗面填填肚子。
结果一看最普通的大肉面都要八块一碗，这价格放在市区都嫌贵，岂是如今的杨守安能消费得起的。
最后两人纠结了半天，在饭店伙计略显“不悦”的目光催促下，点了两碗光面，狼吞虎咽塞进肚子，嘴都没抹一抹就“匆忙”离开。
经此一事，他们也对康乐村鹤立于广州其他城中村的物价有了初步的认识。
康乐村以制衣产业出名，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超过五千家，这么庞大的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是惊人的，为了满足各家老板的需求，村里特地开辟出了一条街道专作招工使用。
招工大街长约200多米，从康乐小学一直延伸到鹭江西街，每天早上六点过后，街道两侧就陆陆续续站满了工厂老板，排着长队等待工人前来。
他们会提前竖起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需要的工种和工价，最吃香的肯定是印花、珠绣之类的技术活，这种有经验的“老师傅”都属于按工计价，是所有厂子都要争抢的稀缺人才。
像大烫或是裁床这样的重要岗位，制衣厂的老板们也舍得下本钱，一个月下来挣个几千不是难事，待遇最差的是车工和短期临工，这种基本上都是算日薪，三十块、四十块一天的都有。
自从被黄老板骗得连裤衩都差点没剩下后，杨守安和阿四就对自己的能力有了相对准确的认知，所以六点招工大街一上人，他们就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需求量最大，但对技术和经验要求不高的车工岗位上。
“老板，两个人，车位长工还招不招？最好包吃包住。”
“以前做过吗？会用缝纫机吗？裁剪熨烫呢？都不会啊？那你们要不先问问别家。”
起初几家的交流过程极为简短，一听杨守安两人是没有经验的“小白”，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是清一色的拒绝，倒也干脆爽快，符合大部分广州生意人的脾性，不耽误双方的时间。
碰了壁的杨守安和阿四也不气馁，这一天的招工才刚开始，他们觉得老板们挑挑拣拣也实属正常，之后两人就沿着街道逐一询问过去，期间也不断总结经验，优化自己的话术。
“我们两个以前在老家的制衣厂做过工，这里的车位缝纫机稍微学一下就能上手。”
“我们可以不住宿舍，自己在村子里租房子，包吃饭就行。”
“加班绝对没问题，我们兄弟两个不怕吃苦，就怕没活干，对对，只要厂子需要，一天做二十个小时都可以。”
“不用休息，不用休息，一个月能干满三十天，老板你看我们这身板，绝对扛得住。”
可就算如此卖力地推销自己，结果却依然不尽人如意，到了中午时分，随着招工的人群逐渐散去，杨守安和阿四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又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当时的康乐村正处于鼎盛时期，每天涌进来的外来务工者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看似制衣厂的老板们“求贤若渴”，但实际上选择的范围也很大。
而车工这样的岗位，虽然对于技术要求不高，但讲究一个心细，所以绝大部分制衣厂都喜欢雇佣女工，年龄倒是不论，哪怕是四五十岁的也可以负责尾部处理。
但一般很少有老板愿意把这种针线活交给年轻的小伙子，毕竟制衣有一套自己的流程，打板、裁剪、缝制、熨烫、尾处等等，任何一步卡住了都会影响成衣的速度，而在康乐村，速度就是决定一家制衣厂有没有客户的关键。
“安子，我们是不是又有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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