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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饭，于华几人在西院看电影、看书、侃大山，乐不思蜀，而林朝阳继续回东院写东西。
花了四天时间，林朝阳将《寄生虫》的剧本写完之后，开始了新书的创作。
这样半天上课、半天写作，生活格外有规律。
又过了几天，他接到了余玉溪从山东高密打来的电话，她这段时间一直在高密跟组。
“谢天谢地，朝阳老师您在燕京！”打通了电话，余玉溪的语气有些激动。
“出什么事了？”林朝阳问。
余玉溪这才说起她打电话的原因。
章艺谋拍《红高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种高粱，他要还原谟言小说中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
刚开春他就派了副导演杨凤良去高密的孙家口，剧组花了四万块钱，跟当地的老百姓签合同，让他们种了100亩高粱地。
章艺谋想的挺好，可他们这种只管给钱，毫无约束的操作，注定要要吃亏。
他们委托种植的100亩高粱地，当地人撒上种子之后就没怎么管过。
等章艺谋雄心勃勃的去验收高粱地的时候，却发现那些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还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
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
照这么发展下去，这些高粱根本无法达到拍戏的水平。
红高粱、红高粱，没了高粱，那还拍啥？
章艺谋急的一夜之间嗓子都哑了，想哭的心都有。
林朝阳听完余玉溪的汇报，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现在找点农业专家给出出主意，还能补救吗？”
余玉溪语气不确定的说道：“我们也不知道，找了当地农技站的同志，他们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撒化肥、打药，还得精细化管理。可我们……”
林朝阳立刻明白了她语气中的犹豫的来源，剧组都是外地人，根本不可能指使得动当地人。
“我知道了，这件事我给你们想办法吧。”
挂断了电话后，林朝阳想了想，这点小事他肯定不能往大了找关系。
于是他先给王濛打了个电话，让他帮忙联系一下山东文协的一把手冯德英，然后再通过冯德英联系到了高密县的同志。
说明了《红高粱》剧组现在面对的情况，请县里的同志施以援手。
“我明白，我明白。朝阳同志请放心，《红高粱》是一次对我们高密县难得的宣传，我们一定把这件事当成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
听到县委同志的保证，林朝阳心中松了口气，“政治任务”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出口的。
他连声道谢过后，又给剧组去了电话，让余玉溪和章艺谋联系县委的同志。
过了大半天，章艺谋再次打来电话。
说县委的同志专门把她和章艺谋请到县里开了个会，表态要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来抓。
不仅特批了5吨化肥，还专门把孙家口的乡领导召到县里耳提面命了一番。
“朝阳老师，真是给您添麻烦了，这件事我没做好。”
解决了大麻烦，章艺谋心中高兴的同时又有些歉意。
花了几万块钱种的高粱差点打水漂，还差点耽误了剧组的拍摄，他这个当导演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第一次当导演，出现点问题再正常不过了。不要有思想包袱，好好拍！”
林朝阳的鼓励让章艺谋心中热乎乎的，精神振奋了不少。
解决了《红高粱》剧组的麻烦，林朝阳继续每天边上课边写作的日子。
一晃半个月时间过去，课也要上完了。
6月中旬这天的最后一堂课，林朝阳没什么好讲的，跟大家闲聊了起来。
这一届鲁院学员班的学员们年纪普遍年轻，其中很多人有很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
在聊到创作理念和投稿经历时，这些人语气里满是怨气。
认为当前小说叙述形式单一，不够多元，给杂志投稿时，经常会被一些审美品味单一、古板的老编辑毫不留情的拒稿。
听着他们的抱怨，林朝阳表情沉吟。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单一并不一定就不好，多元也不意味着一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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