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卷十一【1 / 2】

宋神宗一

戊申熙宁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诏改元。复命武臣同提点刑狱。壬午，诏州县春首检视暴骸，给钱葬祭之。丙申，权三司使唐介参知政事。执政坐待漏舍，故事，唯宰相省阅所进文书。介谓曾公亮曰：『介备位政府，而文书皆不知，上若顾问，何辞以对』公亮乃与介同阅视，后遂以为常。诏太学增置外舍生百员。初，太学置内舍生二百员，官为给食。至是，待次而入者盖百余人。谏官以为言，故有是诏。

二月乙卯，孔宗愿子若蒙为新泰县主簿，袭封衍圣公。丙辰，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谔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至苏秦约六国从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上谓文彦博等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之。』韩绛曰：『为政立事，当有大小先后之序。』上曰：『大抵威克厥爱，乃能有济。』

三月癸酉朔，上谓文彦博等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又曰：『汉文身衣弋绨，非徒然也，盖亦有为为之耳，数十年间终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乙酉，上谓文彦博等曰：『任人各以所长，乃可立事。至于有过寡行之人，或可使，但不宜使在左右。』乙未，诏河北转运司预计置赈济饥民。

夏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问以治道，弼以上锐于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随其善恶若自取，然御以诛赏从之，则功罪得其实矣。』上称善。又问北边事，条目甚悉。弼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上默然良久，又问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上善之。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曰：『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试为朕详言施设之方。』对曰：『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而自喻。』安石退而上疏，极言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且谓理财无法。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王安石等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来，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以为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言：『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刘邠、韩忠彦等言：『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上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敞卒。庆历前，学者多守注疏之学，至敞力《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癸亥，孙觉为右正言，赴谏院供职。上与觉言：『欲革积弊。』觉对：『弊不可不革，革而当其悔，乃亡。』他日。上语左右曰：『孙觉颇知理。』

五月癸酉，上谓文彦博等曰：『丁谓、王钦若、陈彭年何如人』彦博等各以所闻对，因言：『当时修建宫殿，皆谓等开之，耗祖宗储积过半，至今府库不复充实。』上曰：『王旦为宰相，不得无过。』韩绛曰：『旦尝谏上不从，求去位，又弗许。』上曰：『事有不便，当极论列，岂可以求去为是也』国子监言：补试国子监生以九百人为额。从之。

六月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拟陇州职官一任。以判永兴军韩琦言道严唐郑国公徵裔孙，国宾梁国公仁杰十二代孙故也。诏诸路与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岸，功利有实，当议旌宠。乙卯，赐知唐州、光禄卿高赋敕书奖谕。赋在唐凡五年，比罢，增户万一千三百八十，增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云。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家所以用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知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条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司。

秋七月乙亥，诏秦州新筑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筚篥城也。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号有一统太平字，太祖以燕、晋未平，却而不受。太宗尊号尽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称。」』诏赐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倾祸。被此洪名，有惭面目。』遂终不许。新知大名府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文彦博、吕公著为使，韩绛、邵亢为副使。枢密并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辛巳，孙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先是，陈升之登对，上面许擢置中枢，觉相继登对，上因与言：陈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长安，而执政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上以觉为希旨收恩，且区处大臣非小臣所宜，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上不信，悉以觉疏示甫，甫谢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愧，足矣。』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历。诏司天更造新历。降将作监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欲乞自今宫禁遇寺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卖度牒盖始此年。

八月壬寅，京师地又震。同知谏院孙觉通判越州。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有罚金贬秩而犹居其位者也。』觉遂移牒阁门御史台云：『论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厘务。』阁门以闻。上批出曰：『觉牒与所言事不同，宜与外任差遣。』甲辰，京师地又震。辛亥，迩英进读已，召司马光，问以河北灾变，光对以『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济之。』上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对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余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者』对曰：『臣贱官，何敢荐人』上固问之，对曰：『凡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材。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吕景，此两人似堪其选。』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灾沴，调用繁冗。欲望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臣愚以为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他日丰稔，自依旧制。臣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安石争论久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札曰：『方今生齿既蕃，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之不图而姑务自损，只伤国体，未协朕心。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甲子，手诏曰：『昔我艺祖之兴，以天纵之圣再造区夏，大漠伟烈，被诸万世而莫高焉。其令中书门下考太祖之籍，以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从献于郊庙，世世勿绝。』乙丑，诏复行《崇天历》。盐铁副使吕诲同知谏院，用司马光之言也。诏自今试馆职并试策论，罢诗赋。

九月辛未，泾州观察使从式进封安定郡王。初，韩琦自长安入觐，问曰：『推崇太祖之后，今择一人封王，常从献于郊庙，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从献皆太子事，今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上悟，遂罢从献之旨。甲申，诏自今内批指挥并作奉圣旨施行。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

冬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讲义》曰：三代以来，书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魏徵、诸葛亮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智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所谓择术讲学之方，虽孟子告君，殆不是过，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诘其设施之方，而再三不肯条对者，盖其所施设之方止于青苗、助役之类，而遽条陈之，则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录进，欲使人主之深听，而后举朝听其所为也。未几，读吴申『谨奉成宪』之疏，于是谓成宪不足道，流俗不足听，劳民非所恤，严刑非所缓；人主当示人以好恶，当惧人以不测。且谓劳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设之蕴，理财之法，变法之心尽露矣。

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十一月癸酉，太白昼见。丁亥，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甲午，司马光入辞，因请河阳、晋、绛。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京师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诏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癸卯，瀛州地大震。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庚申，命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献此，其实弩也。诏依样制造，至是以进。

己酉熙宁二年春正月丁亥，上谓辅臣曰：『近见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略无关防。尝闻太宗时，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也。尝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尝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当更择人领之。』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于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率十万余石，当得人继守其事。可持诏广渊举知州一人。』

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弼既辞不受，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上以为然。丙午，翰林学士司马光登对，乞一州。上不许，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吕公著使契丹，亦问：「有司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为何官」名为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光初罢御史中丞，辽因问公著以光何不为中丞。公著归，语于上，故上乃知。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安石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则出于一统者，以有此也。』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复施。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疏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

胡安国《春秋传序》曰：《春秋》非五经比也。『洚水警予』与『凤皇来仪』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同垂于周史。《春秋》不书祥瑞而尽书灾异，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议，以《春秋》为『腐烂朝报』，经筵不以进读，科目不以取士。驯至崇、观之间，奸臣用事，一卉一木之异指为嘉瑞，天地灾变，隐而不言。是与《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论，盖攻安石学术之乱天下也。

三月，上既用富弼为首相，弼犹以足疾在告。是日，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有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缘朝政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乃沃朕心，可谓金石之言，朕不忘也。』癸未，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恐须进用醇厚敦实之人。』上曰：『大臣正要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则天下自治。』壬辰，上问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

夏四月丁酉朔，群臣上尊号，诏答不允。先是，上谓执政曰：『受与否，于人情孰安』王安石曰：『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见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皆陛下自择。』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损也。』知谏院钱公辅罢知谏院。时上委任政府，责以太平。一日，执政召台谏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同心，以济所愿。』公辅对曰：『所为是邪，天下谁敢不同非邪，公辅虽欲同之，不可得已!』丙午，同天节，罢上寿。是日雨。富弼言：『愿陛下未以今日雨泽为喜，当以累年灾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于德有损，其灾应岂有缓邪』上亲书诏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俟也。』丁未，参知政事唐介卒。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论议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闻陛下宜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问安石，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帖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丙辰，诏：『宜令侍从官自今视朕过失与朝廷事之阙，无有巨细，各具章极言无隐。噫!言善而不用，朕有阙咎；道之而弗言，尔为不恭。』王安石之词也。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王拱辰不闻有过，迁谪出外；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遽然补外；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上出诲奏示执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吕中曰：安石入朝之初，即劝人主逐谏官，其本意如此，故台谏未有直罢者，自安石始。上罢吴申，复以吴申例罢公辅，自是，人不附己者始挤之矣。

癸巳，枢密院言：『欲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远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载将来处置事。』从之。赐名《经武要略》。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上曰：『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分为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

六月丁巳，诏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臣谨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今略疏十事，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诏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太白入井。壬戌，昼见。

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阴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宰臣富弼等拜表贺。行均输法。癸未，上谓执政曰：『人君岂可怠于政理朕非乐于劳苦，益思少时精神可惜，欲乘时有为，以安生灵。至于兵，乃是圣人之大权，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轻用，非独杀人心所不忍，诚恐天道不佑。』甲申，日下有五色云。上御资政殿，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为如何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当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韩琦等新修《仁宗实录》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实录》三十卷。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入宫之后，省阅天下奏事，夜御灯火，研味经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御史里行钱觊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觊等言：『切见陛下用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司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觊止以迕犯大臣降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乞与本[1]。』不报。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生不当言利，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又申中书曰：『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盂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赵参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公亮等以纯仁状进，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九月，诏阁门引编校书籍，吕惠卿校勘，王存登对，皆王安石所善也。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从之。戊辰，初开经筵。王安石独奏事，上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部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冬十月丙申，左仆射、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复言于上曰：『比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进用多小人，诸处地动灾变。宜且安静。』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平章事。上既许富弼辞位，问弼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改绥州为绥德城。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宜守，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上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

《讲义》曰：昔邵康节闻杜鹃声于天津桥上，曰：『朝廷将用南人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王钦若当国，亦南人也，岂独自安石始邪』盖天禧、天圣之时，南方之气未盛，所用者钦若一人耳。自安石为相，所引者惠卿之险巧，升之之轻易。宰相、参政皆用南人，此固温公之所虑而康节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光曰：『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上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疏异欲乞推原天禧诏书之意，使依谏官例，牒阁门即许登对。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并许直申阁上殿。

十一月，司马光言：『欲据国史、实录所载，旁采异闻，效《汉书》作百官公卿表，以备奏御。』从之。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设制置条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诈，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险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轼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司马光言吕惠卿爱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上乃罢轼不用。丙子，诏自今诸路同提点刑狱复差文臣，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尽罢。上以武臣罕习吏文，多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故悉罢之，人甚以为便。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饬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上召光前，谓光曰：『其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益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或复支移折变，至今为膏肓之疾。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