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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最后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老百姓那温顺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狂暴的力量。这力量足以毁天灭地，改换新天。
所以秦雷认为，虽然当时国内的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财政连年入不敷出，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但那是隐藏在更深层的吏治腐败造成的。正因为官员们拉帮结派，竞相以权谋私，“损万民以养数人”，把自己变成不纳税，吃国库的特权阶层，才让国家该收的税收不上来，该花钱的地方没钱花，以至于常年陷入困顿境地。
因此一百个人里能有一个识字的就不错了。所以百姓对读书人有着天然的敬畏……别说你考上进士，就是个秀才都要让人肃然起敬的。
至于如何对付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样的行为，秦雷早在第四条平物价上有了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必赘述。
在见识了王爷的雷霆手段之后，这些被他一手拔上高位的菜鸟官员自然是惟命是从，不敢稍有差池。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战战兢兢的菜鸟们，整日被接踵而至的任务缠身，只想着把考核通过，可别被撸了官职，那可就丢死人喽。以至于无暇去进行原本官场上最重要、最费心力、也是最残酷的勾心斗角，一时间朝堂上的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起来，行政效率很快便超过了前任。
第二条“改赋税”，主要是针对现行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贪污克扣等现象非常严重。现将所有赋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
从平定李浑到今日，秦雷和秦霆的每一次行动，除了要收拢权柄之外，还隐藏着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清吏治”！
……
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银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全部折算为税银，总为一项收入，统一征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税漏税、田少者多缴税，平衡了税赋负担。
这八条又分两部分，前四条可以看成是安民之举，后四条则是强国之策，且听我们一样样分说。
秦雷这样做是有底气的，且已经在南方进行了试点，其效果之好、收益之大，让其他省的士绅豪族眼红到睡不着觉……复兴衙门那高涨的价格便是明证。而且秦雷早就规定，复兴衙门的议事，及其近亲属，不得在南方两省官府任职，人为为其划分了一道界线。
双管齐下，可以让百姓的生产生活更保险，不至于轻易破产，沦为佃农。正像诏书中所说，“权贵贱，通有无，以平物价、济黎民，所以抑兼并也。”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秦雷这法子对百姓、对朝廷都有好处，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会太高兴。那就是原先不交税不服役、还可以随意驱使民夫做这做那、时不时还能靠着囤积居奇，发笔大横财的既得利益者们。
从以上四条可以看出，秦雷的变法旨在“安民”，尽可能的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他的设想是，十年之内使绝大多数可以养活一家老小，不至于逃离乡里，成为危害社会的流民。二十年内，能让半数人家，家有余财……至少逢年过节能想买点啥就买点啥吧。
因为从纵向看，之前对朝臣的大清洗也好，中间的见习官员大上岗也罢，以及后来的“考成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然是连贯且经过精心设计的。
所以武举的地位不如文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
而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参加武举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的占大多数，参加文举的人中，却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在世人眼中，当兵扛枪是粗人干得活，虽然立功容易，可也太过危险。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着手脚粗壮，又练了些刀枪棍棒，便想着通过这个途径参军，搏个军功出来……至少不用从头做起了不是吗？
……
摸清状况后，秦雷便决定对症下药，他一不申斥、二不宣导，只用一招招雷厉风行的手段，向天下表明他的决心！
两边都不宜太过得罪，这便是一个矛盾。秦雷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谁也别革谁的命，都得点好处、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没有技术含量，却相当的管用。
同时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按当地劳力标准雇人从役。将无偿转为有偿，这钱就从收上来的丁税中出。
在赏罚分明，执法公正的前提下，秦雷推行了蓄谋已久的“考成法”。实施近一年来，以至于“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效率大大提高！
所以那些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考中状元郎的事迹多半属于励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尔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如不先解决吏治上的沉疴，定然会在推行新法过程中用人不当，使新法成为地方官扰民、困民的工具，对百姓和国家有益无害，以至遭到百姓的反对。
……
为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条“畅交通”，有句俗话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宽敞平坦的马路，交通就会便利，就不愁生产出来东西运不出去，就不愁东奔西走，就会大大降低商人们的成本，可谓是如虎添翼。
《天佑新政》的举措可以概括为二十四个字“丈田亩、改税赋、修水利、平物价。重科举、兴工商、畅交通，强军备。”实实在在的八条内容。
秦雷认为当时朝野病症可以总结为八个大字“泄沓成风，政以贿成”！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以至权责不明，相互间推诿扯皮。即使好不容易想做件事，也是拍拍脑袋想到啥做啥，事前没有计划、事中没有追踪、事后没有总结。
这就是秦雷对士大夫的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的构想中，庶族地主将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挤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秦雷的良苦用心，在这件事情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秦雷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至于如何革新吏治，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思考，他也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
这样资产的拥有者不直接参与管理活动，但可以有效的监督、钳制、甚至是提请罢免相关的渎职官员，如此一来庶族地主执政，士族地主监督，一个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所以当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后，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绝对属于有文化的那一类。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导的公平科举中，他们考中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士族和平民。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明确规定，将百姓应服的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的标准折算，按照每一户的丁口数加总，一并加入了税银中。
至于那些被撵出权力圈子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条“兴工商”和第七条“畅交通”伺候。兴工商便是鼓励工商，这可能是全部变法中最叛逆的一个，因此历朝历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乱国之人，认为他们囤积居奇，扰乱当地经济秩序，且唯利是图，与道义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前唐太宗说：“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拥戴确实是很伟大的力量，但大多数时候却不顶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着那帮子老西儿门阀夺下来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更为可恶的是，这些士族官僚为了能长久的胡作非为不受惩罚，视欺上瞒下为常理；置国君百姓于不顾，以至于“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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