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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杨的豪宅，遍及长安城内外，动辄占地百亩。可将这些豪宅拆除，将木材、石块用以建筑普通的房屋，安置普通官吏、百姓。如此一来，不仅警示天下，又省去许多管理费用，更能使长安多容纳数万人。”
裴遵庆向李瑄回答道。
五杨的豪宅每一座都有兴庆宫的十分之一大小，这太没有礼法了。
臣子如此是僭越，而且五杨每一家不单单是一座豪宅。
“卿言之有理！不仅要拆掉五杨的豪宅，安禄山、杨国忠、李林甫，以及一些宦官的豪宅都要全部拆除，兴建民宅，商贸工坊。”
李瑄认同裴遵庆的话。
五杨的豪宅那么大，赏赐给臣子居住确实不合适。
长安寸金寸土，最好能将贵族的宅院限制在十亩内。
想要住百亩豪宅，就自己去城外郊野建筑。
关中的粮食，远远不够满足长安。
从洛阳运输粮食至长安是必然的。
最重要的是，长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闲人，和铺张浪费的事情太多。
必须将这部分人清除，以商贸、手工业代替这些人。
即便粮食还需要从外地运输，最起码长安朝良性开始发展。
“五杨和宦官失势，拆除他们的豪宅不会有任何影响，可以让警示天下。当今尸位素餐的人比比皆是，这也是需要治理的。”
裴遵庆相信只要李瑄打开吏治的大门，坚定自己的策令，一定能澄清天下。
安禄山造反，河南洛阳失守，使国家蒙受耻辱，也使李瑄有整饬吏治的大好时机。
以前李瑄不能直接出手对付奢靡、沉迷于安逸的官吏，现在可以。
“裴员外认为使职差遣对国家来说是好是坏？”
李瑄借此机会，问裴遵庆。
“使，为天子所使，天子之耳目，对天子来说是好事。然安禄山身为节度使在范阳叛乱出兵，朝廷无一丝办法，秦王心里应该明白。”
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因为李瑄就是最大的节度使。
但安禄山的叛乱，证明使职差遣的可怕弊端。
不单单是节度使，连采访使、转运使、盐铁使等，都会经常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官曹虚设，俸禄枉请。使职差遣已破坏朝廷的行政机构，致使十羊九牧。本王设尚书令的目的，裴员外应该明白，本王治吏，要减裁官职，去除使职。减少财政负担，让真正的贤才能治理地方。”
李瑄点了点头，向裴遵庆说道。
唐宋的使职差遣，是华夏历史上不可绕过的一笔，人们褒贬不一。
李瑄还六部权力，废除中书门下五房，已开始打压差遣官。
使职差遣制度的优势明显，它最初只是皇帝的一项权宜之计，为的是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也为了保密性而不愿意从正式的官僚体系中操办秘密的事情。
本司之官不治本司之事，要差遣他官来判决；本司之官要治本司之事，须有特别诏令予以交待。
这让本职官吏非常无奈，也使朝廷用俸禄白白养了许多尸位素餐的官吏。
在李隆基之前的使职差遣主要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例如皇帝特别任命官员前往地方监察、前往重臣家中贺喜、吊唁等。
李隆基之后，使职差遣制度开始普遍化，这也是使职差遣制度在大唐的最重要变化。
特别是叛乱以后，地方官吏想法多了起来，他们开始私下谋权，以待时机。
朝廷不得不通过使职差遣制度特别任命官员，调查地方情况，掌控地方力量。
这使得使职差遣更普遍。
在使职差遣普遍化以后，各地设置的差遣官数量也相应增加。
所以，李瑄要在使职差遣普遍化前，开始对使职整治。
从裴遵庆的态度中，李瑄看出这位精通吏治的老臣不赞同官职复杂化。
如果官职复杂化，不一定是利国利民，而是权力剧烈斗争的结果，也可能是权宜之计。
“如果秦王信任下官，下官会连日连夜拟定以尚书令为首，更改官制，抑制使职的方案。”
裴遵庆哪还不明白李瑄的意思，他起身向李瑄一拜。
整饬吏治可以徐徐图之，但官制改革刻不容缓。
因为李瑄已来到尚书令的位置，而朝廷还处于未运转的状态。
杨国忠一人兼四十多个使职，这些使职全部是实权，由亲信的副使兼任。
在朝廷中类似的使职差遣数以百计，这些都需要还给六部、九寺、五监、御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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