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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继承和荫叙制度，又是如何规定的？”
刘宗周回道：
“《大明会典》曰：凡荫叙，洪武二十六年定，用荫者以嫡长子。”
“如嫡长子有废疾，立嫡长子之子孙，曾玄同。如无，立嫡长子同母弟，曾玄同。”
“如无，立继室所生。如无，立次室所生。”
“如绝嗣者，傍荫其亲兄弟，各及子孙。如无，傍荫伯叔及其子孙。”
“大明宗室勋贵继承，按此制度荫袭。万历十年议准宗室请改封典，继承制度更加明确。”
这都是《大明会典》明明白白记载的，朱由检听到之后，向群臣道：
“那么你们都说说，武宗皇帝驾崩后，按制度应该由谁继承皇位？”
群臣听闻此言，都是面面相觑。因为按《大明会典》的规定，武宗绝嗣之后，要立伯叔及其子孙。
武宗皇帝的伯叔，以兴献王最为年长。虽然兴献王朱祐杬当时已经去世，但是按《大明会典》的规定，他的子孙的继承权，仍旧排在其他人前面。
所以按这种理论，嘉靖皇帝朱厚熜，确实按伦序当立。
杨廷和当年也是以这个理由，确定由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承皇位。
但是这样一来，杨廷和的定策之功，那是称不上的。他只是辅佐应该继承皇位的嘉靖皇帝正常即位而已。
所以他之后以定策功臣自居、把嘉靖皇帝视为门生天子，是在贪天之功，贪图定策之勋。
想到这里，一些经历过移宫案的朝臣，想到了天启皇帝谕示内阁编撰《三朝要典》时，评价移宫案的一句话：“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
这和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的评价，当真何其相似！
难怪当今皇帝对《三朝要典》模糊处理，只是命人收回，重编为《三朝纪事》——
因为皇帝心中，就是这么想的。
当今皇帝虽然对登极功劳很看重，却不代表他要给辅佐登极的功臣定策之勋，把他们当成策立皇帝的功臣！
想明白了这些，群臣默然无语，他们不敢说皇帝这种解释不对，否认嘉靖皇帝的继承权。但是让他们承认在大礼议中坚持抗争的群臣错了，他们又不情愿——
这是他们的坚持，是他们以廷杖为荣耀的底气。
更别说定策之勋隐隐牵扯到移宫案，他们更不愿这件被当今皇帝允许翻案的案子，重新出现波折。
东林党和倾向东林的官员是这个想法，那些和阉党牵联很深、并且因为编撰《三朝要典》饱受非议的臣子，则是欢欣鼓舞。
参与《三朝要典》编撰、又以张孚敬为榜样、熟悉《明伦大典》的署理吏部尚书杨景辰道：
“《明伦大典》曰：祖训兄终弟及，可推之无穷，而施由亲始，先及同父，次及同祖，皆所谓伦序也，非专指同产言也。惟议者必欲称孝宗为皇考，故必欲强武宗为亲兄，则愈谬矣。”
“世宗皇帝按伦序当立，此为早有定论之事。杨廷和没有定策之勋。”
“其以定策功臣自居，其子杨慎率百官威逼世宗，酿成左顺门案，可谓罪莫大矣！”
“以杨廷和父子所为，不当为紫阁功臣！”
这番话语，在世宗皇帝按伦序当立的定论下，让群臣无从反驳。
杨廷和列入紫阁功臣的提议，自然就此作废。
不过朱由检顾虑群臣的感受，在否定了杨廷和的定策之勋后，又说道：
“虽然称不上定策之勋，但是世宗皇帝由藩王之子继承皇位之事，毕竟是第一次。”
“杨廷和遵守《皇明祖训》、辅佐世宗登极，在这点上是有功劳的。”
“其原有赠荫如故，列入紫阁贤臣，后裔世袭指挥佥事。”
“拟封泸州城隍，其子杨慎从祀，允许世人祭祀。”
这个封赠，让紫阁中有些凝重的氛围，变得轻松起来。
很多人发自内心地认识到，皇帝是一位宽厚的明君——
就连被他批判的杨廷和，都能获得封赠。
至于为何是泸州城隍、还特意点明让杨慎从祀，一些臣子想到了京城士子送别时开始传唱的《送别》曲。
这首歌曲据传是皇帝所作，里面有一句“一壶浊酒尽余欢”，和杨慎的“一壶浊酒喜相逢”交相辉映。他们认为皇帝是欣赏杨慎的才华，做出这个安排。
事实也是如此，朱由检知道杨慎的名气，更知道《临江仙》的传唱度，所以做出这个安排——
册封的泸州城隍与其说是祭祀杨廷和，不如说是祭祀杨慎，纪念他在泸州写出的《临江仙》。
让世人提到这首词时，顺便说起这件事，增加紫阁功臣的名气。
否定了杨廷和的紫阁功臣资格后，大礼议的另一方、后来同样成为首辅的张孚敬，开始被人讨论。
在大礼议不再是张孚敬的污点后，他在礼学上的认识，开始被人钦佩。很多人想到了杨一清对《大礼或问》的评价：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他们认识到张孚敬确实有才学，而且在辅佐嘉靖皇帝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清查田亩、改革赋役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效——
张居正后来推行的考成法、一条鞭法等措施，都是源自张孚敬。
这样一位清廉自守的名臣，又立下这么多的功绩，应该列入紫阁功臣。
在杨景辰提议、黄立极等大学士支持、温体仁等大臣的附和下，张孚敬成为继商辂之后，又一位列入紫阁功臣的大学士。
朱由检追赠张孚敬为永嘉伯，后裔世袭指挥使。拟封台州府城隍，接受世人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