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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彪要请我们吃饭，这让我和大头感到很意外。
我们如往常那样，在天色擦黑的时候，把满满的一车废品拉到张大彪的废品站。张大彪说，我和大头的地盘各有特色，收上来的废品也各有特色。
可不是吗，我收来的废品，多是纸箱和各种各样的酒瓶子，大头收来的废品，多是纸箱和各种塑料泡沫。
纸箱和纸箱也不一样，我收来的纸箱大多是花花绿绿的、印了彩色图案的酒箱子，大头收来的纸箱子，大多是土黄色的牛皮纸箱子。
如果张大彪不说，我和大头还从没注意过这些，或许是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毕竟，不管是印了彩色图案的纸箱子，还是土黄色的牛皮纸箱子，不论是形状各异的酒瓶子，还是扎成一捆一捆的塑料泡沫，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破烂，都能拿来卖钱。
这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管他是馒头米饭，还是馍馍烙饼，能填饱肚子就行了，都是一顿饭，习以为常了也就不会想那么多。
不管什么事，习以为常了也就没有感觉了，比如说呼吸，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却又不会注意到时时刻刻都在呼吸。
又比如，我们每天傍晚都会把当天收到的破烂交到大彪子的废品站，就像在老家时，把收到的废品交到他爹张老八的废品站一样，都是一种习惯，都是习以为常。
是啊，我们已经习惯了京城的生活，在这里，就像在河东镇一样，睡觉、吃饭、收破烂，过了一天又一天。
大头再没说过要回老家的话，他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甚至有些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在这一带混熟了，也逐渐的有了声誉，每天收到的破烂自然就多了起来，收入也由之前的一百多，增长到二百多，并且稳定在二百五十块钱左右。
按照这水平计算，我们每个月都能稳稳当当的赚到七千块以上，这比在老家高了两倍还多。
我和刘晓娥说起过这个事，刘晓娥不可思议的看着我，说：破烂儿，可以啊！你们比那些坐在大楼里的白领挣的还多。
她这表情，让我觉得我是在吹牛，可我真的没有吹牛，是实实在在能赚到那么多钱。于是，我的脸就开始发烫，不解的问她：“白领是啥？不用干活白领钱吗？”
刘晓娥就咯咯的笑了起来，笑的前仰后合花枝乱颤。
我不知道，大头就更不会知道了，他以为刘晓娥在笑我们，就涨红了脸，磕磕巴巴的说道：“还有这、这好事？”
刘晓娥站直了身体，捂着肚子的手抬起来，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白领就是在大公司上班的人，敲敲电脑打打字，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块。”
坐办公室的我们知道，把坐办公室的人叫做白领，我们是第一次听说。刘晓娥说我们比坐办公室的人赚的还多，我的心里就莫名的生出一股自豪感。以此来看，我们不比那些坐办公室的人笨，我们只是少了见识而已。
所谓的见识，不就是见过了才认识吗？见得多了，也就认识的多了，见识自然就多了。比如说张大彪，他就是比我们早出来两年，见的场面比我们多，就显得他比我们有见识。
他请我们去一家高档的餐厅里吃饭，就是带着我们去长见识。我和大头第一次到这么高档的餐厅吃饭，满屋顶的灯光照的我们睁不开眼。
大厅中间是一条长长的案子，案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不锈钢盘子，盘子里是各种各样我们没见过的吃食。
张大彪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我们见过的和没见过的，这家餐厅都有，他让我们放开了吃。
他和大头一样，虽然见识多，却没有多少文化，明明用一句山珍海味就能说明白，非要啰啰嗦嗦的说那么一堆，最后还是那么个意思。
餐厅里人很多，男人多女人也多，俩人一桌，仨人一桌，或是一群人围坐一桌，有高谈阔论的，也有窃窃私语的，这高的低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传到我们耳朵里，就变成了呜哩哇啦的嘈杂声。
大头没见过这场面，就紧张了起来，嘴张的老大，肌肉僵硬，额头上的汗冒了一层又一层，细密的汗珠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着光。
看到他这憨样，我也紧张了起来，下意识的去擦额头的汗，额头上没汗，擦过一遍又擦一遍。
大头缩着脖子站在我身后，悄悄的扯我的袖子，我回头看他，他就凑到我耳边，小声说：“破烂儿，在这儿吃一顿要多少钱啊？”
我说：“看这档次估计不便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彪子这只铁公鸡能舍得请咱们到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大头听我这样说，就有些心虚了，又问：“他是有啥事求咱吧？”
我说：“人家一个大老板，能有啥事求咱？”
大头还想问，看到去收款台交钱的张大彪，手里拿着两张纸条走了回来，就闭了嘴不再说话。
大彪子走到一张空桌旁，朝我们招了招手，喊道：“破烂儿、大头，来这边。”
餐厅虽然高档，服务却不好，或许是人太多了忙不过来，菜要自己端，水要自己倒，就连啤酒都要自己去拿。
这里的温度高，能喝啤酒，我和大头出汗不只是因为紧张，还因为热。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不如张大彪了，他一进到餐厅，就把棉袄脱了下来在胳膊上。
另我好奇的是，菜可以随便端，想吃啥端啥，也没人在本子上给我们记数，啤酒也可以随便拿，想喝多少喝多少。
大头不可思议的问张大彪：“彪子，这里真是随便吃啊？这一顿得多少钱啊？”
张大彪露出诡异的笑容，说：“别管多少钱，反正是我请客，你们敞开了吃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