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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影出现在窗前，向舢板上的船夫挥动手中的红布。
船夫也从口袋中掏出红布回应。
很快一条绳子从舷窗内抛出，船夫将舢板划过去后将陶希圣的大儿子固定在绳子的末端，挥舞手中的红布后，舷窗内的工作人员将绳子拉了上去。
就这样，陶家的三个子女在客轮起航前被送上了船，而这艘船上的船员穿的也是周明海公司船员的工作服。
1月21日，陶家三个子女通过船上工作人员发电报通知陶希圣：他们三人均已经安全离开上海。
高陶二人立即联合致函香港《大公报》，揭露汪与日于1939年12月30日签订卖国条约。
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公开信以及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及附件。
国内外报纸纷纷转载刊发。
举国震动，全球骇然。
这份密约的公之于众让世人看清了汪伪政府卖国的本质以及日本人的野心。
对内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对外让欧美政府将对日关系从之前的绥靖变为了支持中国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青岛的汪伪第一时间通过路透社否认密约存在，声称文件是高陶二人伪造。
英、美、法等国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汪伪政府的合法性。
而苏联政府却选择了沉默，没有对这一事件发表任何意见。
诺门罕战役后，苏日之间签署《苏日停战协定》，随后苏联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日本的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
《苏日停战协定》确认了伪满洲国的边界，变相承认了伪满的合法性。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中表面上是让汪伪承认日本支持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实也变相承认了外蒙古独立。
所以日汪密约对英美等国来说是损害他们利益的，而对苏联来说保障了他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边境安全。
这让苏联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西线应付德国的扩张以及在欧洲争夺他们自己的利益。
日汪密约的刊登也让李士群确认了高宗武没有死且周春生交给他的翻拍密约的照片是复件。
他对周春生的真实身份产生了动摇，不过苏军情报总局和中共的中央特科一样都禁止内部人员互相侦查，所以李士群从自己的上线那不可能问到关于周春生的任何信息。
为此他又私下向当时76号的上级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对他们76号的负责人晴气庆胤打探周春生的来历。
对方报给他关于周春生的资料却都是档案里记录的明面上的东西。
放任高宗武离开且发表日汪密约并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对周春生的身份讳莫如深？
周春生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在为谁做事？
李士群调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却难以触及皮毛，他不知道的是真正导向周春生行为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的身世。
而现在除了周春生以外真正知道周春生身世的人一个已经死了，一个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