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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河南饿殍遍野。豫中、豫南、豫东数百万的灾民开始向洛阳聚集，从此，300万河南人开始了漫漫“闯西关”之路。向西，向西，这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逃命迁徙。
河南省档案馆向本报记者展示的一份档案显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个：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还有极少数向东进入日占区。
河南人当时为何选择向西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表示，1942年大灾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有广阔的大后方。当时在南边，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在东边，黄河以东都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的都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豫西、豫南都是山区，豫东的经济要比豫西发达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灾民可以说别无选择，唯有一路向西。不过，逃亡陕西的主要是豫中和豫西的难民，豫北的难民则向山西逃。“豫北难民顺着陇海铁路往西逃的很少，因为要过黄河才能往西走，日本当时封锁黄河渡口，黄河铁桥也炸掉了，逃荒也要通过日本占领的黄河渡口。”
还有一个因素，历史上惯常的逃荒路线也是向西逃，有这种西逃的习惯。
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一直在研究1942河南大灾荒。他说，当时豫东地区是日寇占领区，西边是国统区，西边陕西、山西没有遭遇旱灾。蝗虫在比较寒冷的地方，或雨水比较多的地方不适合生长。加上蝗虫总是成群结队地啃噬庄稼，豫西的一些山区，隐蔽性强，可能还有一些粮食幸存下来。在难民心中，向西，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徐有礼和石耘都认为，当时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充其量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估计只有30公里，从洛阳到三门峡走走停停估计要两天。家境好一点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石耘说。
起点：洛阳
火车站人挤人
父亲挤上车弃儿被煮食
九朝古都洛阳，当时是灾民逃难的起点，也是300万逃荒者噩梦的起点。
今年82岁的寇景素老太太，其父亲当年曾任洛阳火车东站站长。提起当年洛阳火车站的场景，老人家连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都在死人。”
当时，洛阳西站是货运站，东站是客运站，父亲当时还是东站一个车队队长。只要有火车经过，成群结队的难民就像蚂蚁一样爬上去。难民们管不了是否超载，火车顶上以及车厢外面都经常爬着人。在争抢过程中，很多人跌下火车，摔得断腿断手。最让人痛心的是，一家人，母亲上了车，两三岁的小孩，实在送不上去，火车一开，小孩在火车下面哭喊妈妈，但大人却已在汽笛声中扬长而去，母子从此永别。
当时的洛阳火车站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亲情，在灾难面前也变得如此苍白。1942年隆冬的一天，天气酷寒，一名男子一瘸一拐抱着骨瘦如柴的儿子来到站台外面。为了搭上往西逃亡的列车，这名男子已经在这里等了十多天了。终于，汽笛声响起，刹那间，蜷缩在各个角落的难民就像饥渴了一个冬季终于遇到猎物的狮子，潮水般地涌向站台。车来了，这名男子知道自己拖着瘸腿是不可能带着小孩一起上火车的，他用白布把3岁的儿子绑在车站旁边的一棵树上，自己加入了挤火车的大军。而被绑在树上的孩子，则拼命叫着爸爸，但男子头也没回，就消失在人流中。后来，听说这个孩子被难民煮着吃了。
“这时的车站还不如说是一个臭气熏天的货场，只不过，货场运的是人，人和货物没有任何区别。”老人家说。
今年86岁的吴枫老人，新中国成立以前，居住在洛阳偃师市邙岭乡省庄村，1942年冬，他也从洛阳乘火车向西逃难。他回忆说，当年洛阳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黑压压的都是人。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年轻一些的汉子背着年迈的老人，面黄肌瘦的小脚老太步履蹒跚，车站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树全部都是白花花的一片，被剥光了皮，不时有孩子在树下对着大人的尸体高声哭喊，但没有人会停下来，“灾民看到火车就往上爬，因为人太多，车站的工作人员根本管不住。爬上火车的灾民，几乎都是坐在车顶，每到一站都会有人轰他们下车，甚至拿着木棒往身上打，但他们宁可被棒打，也不下车，下了车，还是会再次爬上去，有很多人被踩死在车顶。”
河南档案馆史料显示，洛阳火车站与南关为灾民聚集点，南关贴廓巷设“难民收容所”，负责救济难民转赴陕西，洛阳火车站还有“人市”。
“人市”：观音堂
老人小孩被遗弃
不幸被做成肉包子
对很多难民来说，上了火车，就像加入了一场随时都会殒命的赌局。但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至少比饿死要好。
汝州市小屯镇84岁关雄伟老人回忆道，父母当年在城里做生意，灾荒发生后，父母的布匹生意惨淡只能关门，到洛阳逃难。全家把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卖了，凑600元托关系买了3张火车票，但到了洛阳火车站才发现，难民把能挤占的地方都占了，买了车票，也只能坐火车顶。
火车顶上都是密密麻麻、饿得只剩皮包骨的难民，同时还有他们所有的“财产”：破席子、几件破棉袄和面黄肌瘦的孩子。火车开车时间遥遥无期，人们只有在车顶上等着，甚至大小便都在车顶上解决，因为生怕下了车，再也没有机会上去。
关雄伟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眼见自己的儿子爬上了火车顶，而有3丈高的火车厢她实在爬不上去，老太太恳求旁边一个汉子把襁褓中的婴儿抛向车顶上的儿子，但儿子站在车顶上不能自由动弹，小孩没接住，重重地落在铁轨另一侧的乱石堆上，死了。老太太只能凄恻嚎哭。
曾经担任三门峡市陕县党史办主任的刘全生也是这场大灾的幸存者。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所在的潭头镇桥上村，家门口到处都是讨饭的人，乞讨的难民走马灯似的一批又一批，背个大背筐，灰头土脸。当时村里有个小竹林，很多逃难的人，自知时日无多，饿得实在走不动，就逃到竹林里，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观音堂镇是火车进入三门峡(当时称陕州)后的第一个站点。如今已在三门峡定居的85岁杨再兴老人，当年就是逃难到此处，一直在这里住了70年。他说，“能坐上火车的是极少数，多数都是推着独轮车，把值钱的东西或老人、小孩放在车上，大人推着，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地。从洛阳到三门峡不过300里，灾民通常要走10天。”
杨再兴回忆，灾民逃到观音堂，已筋疲力尽，观音堂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人市”，这里也是老人、小孩的遗弃地和生命的尽头。很多大人走到这里，已是饥寒交迫，趁孩子睡着，把孩子丢在地上，扭头就走，“这些孩子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还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卖。好多难民吃包子时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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