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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各宾派执政期间，号称“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庇尔的确做到了廉洁奉公，成为美德的忠实信徒。
回归现实的时候，巴黎的大小官员们很少有喜欢他的，那是罗伯斯庇尔不太愿意给同僚和部下涨工资，加福利。这位“不可腐蚀者”，喜好以自己身体力行的那一套极为苛刻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自然适得其反，“不得官心”。
所以，自从安德鲁执政以来，他从不拿超越19世纪中叶的道德标准去规范自己的部下。哪怕穿越者来自21世纪。
毕竟，“贪婪”在基督教世界中，属于公认的七宗罪之一。换句话说，贪婪是人与生俱来的，无法磨灭的一种本性。
此刻，号称欧洲君主制中最清廉、最公正的英国官员体系，依然可以公开的卖官卖爵。比如说另一时空的威灵顿公爵，最初的开始，就是他的兄长花了一笔钱，从某个军校生手中买来了少尉军衔。
不仅如此，威灵顿后来获得的少校军衔和中校军衔，同样也是花钱得来的。包括另一时空他在伊比利斯半岛，未经请示就与法军指挥官私下签订了一个《辛特拉条约》，回国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同样是借助了“英镑的力量”，这才逃过强行退役的惩罚。
在融入18世纪晚期的政治生活时，安德鲁执行的道德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屁股指挥头脑，基本上符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在作为政治部警长与前线指挥官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为自己谋取福利，力求让他本人“多快好省”的富裕起来，避免穿越者不幸战败，不得不逃亡到国外的时候，不会山穷水尽，一无所有。
等到了热月政变成功之后，安德鲁借助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手段，逐步掌握了国家大权。此时，他对财富的兴趣依然存在，但更多是基于国家的立场来看待问题，因为安德鲁已坐在共和国第一执政的宝座上。或许印证了一句老话，“朕即国家”。
毫无疑问，领导者与服从者之间不可能真正的平等，督政-府的执政官中，很少没有敛取财富的人。无论是第二执政勒贝尔，或是第三执政图里奥，他们都不会拒绝政客与商人的贿赂。至于第四执政康巴塞雷斯，他同样明里暗地在为自己的家族谋求各种经济利益。
唯一的例外，就是病入膏肓的第五执政勒让德尔，因为金钱对于他而言，已变得毫无意义了。如今的他，每天只能躺在凡尔赛的寂静庄园里，依靠服用阿片酊或是吸食阿片膏来减轻疾病的折磨。
不过，安德鲁还是给官员们设定了几道法律红线：不得私下接触包括保王党在内的敌对势力，行政官员不得干涉军队，不得出卖法兰西的核心利益，不得公然违背共和国的现行法律……
另一方面，安德鲁同样也需要大量的金钱。不说别的，单单维系枫丹白露宫的各项日常开销，一年大约就需要20到30万法郎，差不多3倍于他的薪俸。
虽说每年，数十项专利的授权，可以给第一执政带来高达6万到8万法郎的额外收益，但这还远远不够。
于是，夏洛特夫人明目张胆的收取访客的各种政治献金，同样是得到了安德鲁的私下默许。
至于在法兰西银行、各种工厂（工场），以及士地庄园的巨额投资，还有海外银行的大量存款，安德鲁在登记结婚之前，都通过律师和会计师，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其每年的收益都会分给安德鲁的诸多私生子和她们的母亲。
……
依照法军总参谋长贝蒂埃尔将军的分析，瑞士拥有两大地理优势：一是，瑞士地处山地，有利于防御，以至于谁占有瑞士，谁就处于有利的地位；二是，瑞士俯视着自上意大利直至萨伏依阿尔卑斯山脉山脚。
也正是如此，这个保守的山地国度对任何“相对抵抗”来说，都是有利的，但是对任何“绝对抵抗”来说，都是危险和不利的。
法军总参谋长所描述的“相对抵抗”，是所有只应持续一定时间的抵抗，因为它本身并不包含着一场决战，而只是与一场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决战有关联。
任何军事行动在山区进行得都比在平原上慢，因此即使是一次失利的抵抗（即以撤出阵地而结束的抵抗），其在山地持续的时间也总是比在平原上长。
如果瑞士的抵抗主要是为争取德意志联军抵达的时间，那么在山地的抵抗，出于这一原因就会比在平原上的抵抗更成功。
这一在山地的抵抗，也因为它会让进攻者（法军）付出更多血的代价而更成功。尽管在进行主要决战时，军队统帅不会考虑流血问题。
但显然，相对于富饶的莱茵河战场与北意大利战场，瑞士邦联属于典型的鸡肋。在一个贫瘠的山地国度取得胜利的代价，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是在只是要达到一个次要目的时，法国统帅就可能十分在意胜利的代价问题。
最后，山地中的任何一支小部队（游击队）的战斗力都远大于在平原地区，一是因为它在山地从来不可能被一举歼灭；二是因为骑兵这一对小股部队在其退却时最具威胁的兵种，在山地几乎派不上用场。
所有这些情况使本地小部队与游击战术在山地战中大有用武之地，因为比起在平原，他们抵抗的时间不仅长得多，而且还敢于出现在一个远多于自己的对手面前。
但是如果涉及的是一支主力部队，以及它应发起的一场决战；如果即使是最持久的抵抗，一旦以退却而结束，就不再有任何价值，就无法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如果人们不再是为地盘而战，而是为胜利而战。也就是说，如果防御者的抵抗必须是一种完全绝对的抵抗，那么山地对于防御者来说就是全然不利的。
此外，即便法国-军队成功占有了整个瑞士，但前期所获的战利品和后期征收的战争税，都弥补不了法国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
另一时空中，为了占有整个瑞士，督政-府不得不将一个三流的阿尔卑斯军团（瑞士军团），上升为几乎可以比肩意大利军团，并长期驻扎于这个物产稀少的山地国家。
等到数万法国-军队长期驻扎后，由于山区崎岖难行，加之法国国内经济形势不好，使得本士的补给时常跟不上。
由于担心饥饿引发哗变，法军的各级指挥官随即默许麾下士兵，在周边的城镇乡村横征暴敛，获取军需补给，最终引发了原本都非常贫困的山民们的激烈反抗。
法国人镇压反抗的方式，同样是简单粗暴，就是武力镇压，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无辜，整个村落的屠戮。这一系列的暴行，使得原先拥护法军的瑞士雅各宾派分子与农民起义军的士兵，很多人也调转了枪口，他们化整为零，组织小股的游击队打击法军。
正是瑞士反法游击队的蓬勃兴起，使得另一时空的1799年，苏沃洛夫的俄军选择将瑞士作为进攻法国腹地的重要原因。
然而，愚蠢的俄国人也犯下了法国-军队之前的错误，那是贫瘠的山地之国非常不适合，一支多达数万人的外国军队的大规模运动。
等到苏沃洛夫察觉到后方补给严重跟不上来的时候，他效仿了法国指挥官几年前的做法，直接命令军官组织士兵对支持他们的山民们实施大规模掠夺。
于是，这些瑞士游击队再度调转了枪口，他们站到法国这边，协助法军将斯拉夫野蛮人赶出阿尔卑斯山。
……
基于总参谋部的分析意见，安德鲁给予阿尔卑斯山军团（瑞士军团）的最终任务，不是进攻，而是防御和支援。
其中的支援，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支援瑞士境内的雅各宾派势力，及反抗封建领主的农民起义，但需要避免直接卷入这个山地国度的战争；第二，随时支援南面的意大利军团，一旦后者在北意大利战场上形成突破之势，就必须提供两个师团的紧急援助。
基于同样的缘由，奥地利元帅领导的德意志联军也充分考虑到后勤补给的问题，也不希望在这个苦寒之地与法国-军队打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因此，联军指挥官说服了美泉宫与帝国议会，仅接受了坚定反法的伯尔尼政-府的请求，与孔代亲王指挥的贵族流亡军一道，驻扎于瑞士与奥地利、意大利的边境地区。
依照法德双方统帅部不约而同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瑞士扶植一场代理人战争。简单来说，就是鼓动瑞士人杀瑞士人，让左派和右派之间相互厮杀得了。至于法国人与德国人，还是将他们的主战场，放置于富饶的北意大利和广袤的莱茵河地区。
需要说明的，贝尔蒂埃将军与总参谋部的分析，并非凭空出现的，除了研究巴黎测绘局从路易十四时期就保留下来的地形图外，从1795年9月开始，总参谋部还先后组织了6位参谋分为3个小组，每组2名成员，潜入瑞士。
这些参谋们在阿尔卑斯军团与军情局的协助下，装扮成商贩和探亲者（参谋中有不少瑞士籍），前往瑞士邦联各地，进行为期两到三个月的实地考察。
依照安德鲁的说法，这不过是一次游山玩水式的“和平之旅”。即便是不慎暴露了身份，参谋们也被允许放下武器，在表明身份后选择投降，并主动供认总参谋部允许他们供认的少量情报，以求保全性命。最后再借助俘虏交换的方式，回到法国。
参谋们的考察行动进行的非常顺利，等到1796年1月中上旬时，6名参谋有5人顺利回到阿尔卑斯军团驻地，仅有一个人因为要探望瑞士某地老家的亲人，临时申请了5天假期。
然而在超过约定时间一周后，总参谋部依然未能得到这名中尉参谋回归军营的信息。直到1796年2月初，军情局通过部署在瑞士各地的眼线，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