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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良的叙述下，一个庞大帝国崛起的过程鲜活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我说过，我们华族是有大气运的。”
董良继续说道：“原本我们与英美交恶，与西班牙开战，这几年都要窝在南边随时迎接列强的报复。”
“但是突如其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为我们华族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个人的发展需要机遇，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同样需要机遇。抓住了机遇，国家和民族可能腾飞，错过了机遇，那就只能被人家踩在脚底下。这个世界终究是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
董良决定今天好好给手下上一课。
国家机遇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他还记得在另外一个时空，华夏正是抓住了一次次机遇，才能够在近代沉沦百年的情况下逆势崛起。
一战、二战，华夏都站队成功，朝鲜战争、对印、对越反击战，改革开放……
每一次华夏都抓住了机遇，才能够成就后世的成功。
原来董良觉得利用克里米亚，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窗口期，完成驱除鞑虏的大业就可以了。
后来他想想，还是不够。
仅仅是这样，依然没有将这次机遇利益最大化。
进攻远东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不需要太多的兵力。
因为沙俄也仅仅是在这两年才将势力延伸的到这里。
这就控制了战争的成本。
而且这里的夏季短暂，漫长的冬季就连行军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打仗了。
所以说在当地立足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现在攻下远东地区，沙俄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根本就没有能力派遣足够的援军过来反击。
这样华族就能够安心在这里发展两年，修建堡垒、城池，开办农场，囤积物资。
到时候沙俄远道而来，而华族在这里有城池，有物资，那么还会害怕沙俄吗？他们打不下这里，到了冬天还是要退走。
要是再过几年会怎么样呢？
那时候的沙俄刚刚结束克里米亚战争。战败的阴云弥漫在国内。
这个时候华族再去挑衅沙俄，他们一定会加倍报复。
通过对华族的仇恨来转移国内百姓的注意力。
沙俄的国内矛盾已经相当严重。19世纪的沙俄，跟它那个时代名声在外的一批思想家、文学家一样，在性格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矛盾综合体——一方面，作为扑灭法国大革命野火的“欧洲宪兵”，沙俄非常反动而落后。
但另一方面，正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担当“欧洲宪兵”的过程中，沙俄贵族们开始认识到了其国家自身的体制有多么陈腐、农奴制有多么恶劣而不人道、沙皇的君主专制又是怎样一种在欧洲各国中独一份的奇葩存在。
这种觉醒最终导致了1825年沙俄皇权交接过程中的“12月党人起义”，进步贵族们公开率军反叛，要求沙皇进行君主立宪改革、扩大议会权利、甚至废除农奴制。
虽然这场起义被尼古拉一世严厉镇压了，但给这位沙皇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为了维持统治，尼古拉一世一改沙俄此前锐意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严禁沙俄贵族去西方各国留学，甚至连旅行、通婚都进行了限制。
他还在国内设立了监察机构，要求每个沙俄公务人员同时都兼职成为思想审查员，严格控制西方启蒙思想在俄罗斯民间的传播。
如果你看过契科夫那篇著名的小说《套中人》，你就能够理解当时的沙俄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
小说中那个性格孤僻、恐惧变革、时刻把“总之，不要出什么乱子就好”挂在嘴边的主人公别里科夫，其实就是当时沙俄遍地兼职审查员的小公务员的群像——甚至有人认为别里科夫直接讽刺的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因为谨小慎微、拒绝变革、一切以“不出乱子”为要，恰恰是尼古拉一世的治国信条。
总而言之，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到19世纪中叶，沙俄搞了20多年俄版的闭关锁国，但这种闭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要命的。
一方面，它刚好让沙俄错过了日新月异的西欧工业革命，在科技、工业和经济上日渐落后。
另一方面，在思想上，空前的压抑，反而导致了十二月党人后继有人。
以果戈里为代表的一批俄罗斯文学家应运而生。
彼得堡的大学生们开始公开朗诵他的《死灵魂》、《钦差大臣》，在嬉笑怒骂中发泄对沙皇越来越多的不满。
尼古拉一世绝非蠢人，他知道在“欧陆霸主”的表象背后，沙俄帝国的败相已露。
科技、工业、经济硬实力的日渐落后和国内思想上的躁动，让这位沙皇意识到，必须做一些什么动作挽救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皇位了。
而考虑到沙俄的扩张传统，他明白最简单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对外发动战争，通过大面积扩张领土重新证明自己的国家依然非常坚挺。
被战争所点燃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更有助于对冲掉自由派的星星之火。
那么，打谁呢？当时的欧洲列强中，英国太强肯定打不过，法国是已经在拿战中被征服过一次的国家，普奥两国是沙俄“神圣同盟”的盟友，不好公然毁约。
想来想去，只有日渐衰“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可以打一下“彰显武德”了。
按照沙俄人的这种习惯，董良可以肯定，华族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对沙俄发难必然会遭受到对方最大限度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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