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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演进，是从内容到形式对读书人的思想限制越来越严。
科举考试的科目在唐朝时候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等，而且还产生了武举。
唐朝科举允许平民与穷人参加，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的确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
弥封、誊录，是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弥封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记录封贴起来，又叫做“糊名”。
糊名之法最早出现在唐朝，唐初在吏部诠试授官时，所试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朝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
北宋王安石废诗赋取经义，将取士内容限制到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内。南宋时经义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然后有小讲、大讲、余意、结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偶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
到了明朝，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
八股文不仅体制僵死，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即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说话，因而八股文多半含混生涩、似通非通。
八股文没有诗、赋、论、策等文体的佳作那种熠熠文采和酣畅气势，而是晦涩枯燥，有些词句甚至难于准确把握其意义。典型的八股文风是啰啰嗦嗦，空疏无聊，同政治才能谈不上有什么关系。
明清统治者标榜“求实尚正”，只许考生做“浑厚老成”的死板文章，不得用诗赋式的华丽词藻，不得引用经典以外的其它任何书籍。
八股文没有诗赋策论那种旁征博引、譬喻联翩的绚丽色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出界限之处。甚至即使在经典之内，还有犯上、犯下的禁忌。
要在如此严格僵死的规矩中将孔孟经书的只言片语敷衍拉扯成一篇文章，的确是件极难的事情。
自王安石推行经义取士之后，科举制度的积极性日少、消极性日增，至明清两代，科举达于极盛而自身的弊病亦达于极甚。
在一个专制、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学术、技术的影响，没有革新精神，一种既存制度或事物的演变过程常常不是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糟。
王法不知道这个异世界的王朝科举处于什么阶段，不过应该不会很好考，要不然范秀才也不会屡次不中！
并且王法在蓝星的时候就是天天烤，烤的自己头晕脑胀，非常痛苦。如今重生一次当然不想重蹈覆辙！
更何况读书科举是需要花钱的，不是一般农民家庭能负担起的，保证温饱都是问题，更不用谈读书所需要的文房四宝和书籍。
除此之外还需要请教书先生讲课。没了先生讲解，你就是天纵横才也是白费了（想想现在，光有小学到大学的课本，没有老师，多么天纵横才能靠自己一路学到大学毕业）。
先生的费用也是不菲，而且先生的价格也跟学时挂钩，秀才一个价、举人一个价；进士普通人想想也就是了。不是亲戚、知交想都别想。毕竟几十个学生需要供养先生全家生活所需。逢年过节，也需要给礼品。
还有名气、学识是在交流中进步的。做学问是需要还有人情往来的。同学去秦楼、酒楼吟诗作对，你不能每次都去白吃吧；去了想掏钱，囊中羞涩！不掏，打成异类！大家干什么都躲着你，想借书抄书提携什么的，想都别想！
这样下来，供养一个读书人，大约每年至少需要几十两银子。因先生的才学程度；购买书籍的数量；文房四宝的购买数量等等而各有差异。
并且一般读书必须十年才敢保证出结果，这就是十年寒窗苦的来历。而且就算是在努力读书，也不敢保证必中，范进中举那是小说，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是孔乙己这样的下场。
能够扔这么多银子去读书的，要么是大家族供养一个人，要么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所以王法果断放弃了科举这条路，接下来另一条出路就是经商。
王法毕竟是从蓝星现代社会穿越而来，脑中有无数的现代商业经验，可以借鉴一下，肯定会在古代的异世界大放异彩！
可是王法又转念一想，古代社会可是奉行重农抑商的！
重农抑商的政策始于战国时期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奖耕战”、“抑商贾”就是当时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
商鞅觉得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军人和农民，所有非农民和非军人都是背信弃义的小人，都要彻底消灭。
商鞅重农抑商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小农经济，在富国的基础上实现强兵，进而巩固统一。
因为赋税是国家财政来源,重农抑商能保证国家赋税征收;
其次,国家战争兵源是向农民抽兵役,;
其三当时生产是以土地为主的生产,重农抑商保证国家经济的根本所在
总而言之,一切为富国强兵所为,在诸国中强势而出。
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不是经济政策，而是政治制度。重农的本质是“固农”，抑商的本质是“抑民商”，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事实上，在早期的华夏，并没有重农抑商，我们的祖先非常擅于经商。公元4000年前的商部落便擅长经商，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商鞅变法的核心便是加强中央集权，将秦国由原先的松散状态迅速加以强化，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高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掌控能力和资源夺取能力，前一种能力是安内，后一种能力则是为了战争。
商鞅认为发展农业对于君王统治有诸多好处，“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所以，商鞅大力发展农业，与此同时利用户籍政策、连坐制度，限制了百姓的流动自由，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分割成原子化社会，以便于征兵和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