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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严党的几个铁杆离去，宋应昌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解惑杭州新学。
“所以杭州新学并不仅仅是变法之学，而是还是教旧党如何监督新法之学。仁义指数的提出，犹如双刃剑，既是新党推行变法的根据，也是朝廷与百姓检验新法的要求。”
“杭州新学提出的仁义指数是儒学第一次，所有学派都拥有了统一的评价标准。使得儒学各派不再自说自话，也使得理论与实际相对应，不至于理论在理论的世界空转”
宋应昌顿了顿嗓音又说到“好了，讲完熙宁变法的哲学与方法论问题，最后轮到为什么要需要朝廷了。”
追溯到上古，人民少而禽兽众。因而人民不得不结成部落氏族自保。氏族或者部落提供了安全与结对捕食两个方面内容。
然后，周王室分封建制，定嫡庶贵贱，从此周王室还多了个指责就是维护周礼。
再然后，春秋战国之世，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崛起，铁器时代到来。周王室维护的周礼不再符合时代需要。顽固不化的周王室迅速被社会抛弃。
取而代之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他们对社会关系的管理更深入。只是有好有坏，但最终，利用耕战一体，最能调动社会资源与刺激生产的秦国获胜。
再然后就是宋朝了。火器开始武器化，火枪火炮诞生。但是很显然，两宋朝廷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仍然以传统铁器时代的规矩管理社会，导致火器之利并不能全面应用。反倒是让毫无历史包袱的蒙元捡了便宜。
毕竟蒙元都是在草原厮杀惯了的。怎么好用怎么来。什么颗粒火药，开花弹，火箭弹，回回炮应运而生。
蒙元除了其自身成吉思汗怯薛军出身的轻骑兵天下无敌外。对火器的运用特别是野战与攻城的运用也是天下无双。
其在攻击花刺子模王国都城时曾利用火药将猛火油发送到花刺子模王宫，依据摧毁花刺子模的抵抗组织。
除了火器，其在围困一百米高的山城孤堡君士坦丁堡时，利用投石机与火炮将带有瘟疫病毒的尸体投射到堡内。两个月后，原本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集中全国精锐的君士坦丁堡再无一活人站着抵抗。
蒙古大汉蒙哥仅派小队人马做好防护消毒后进城收捡财物粮食后离开。大队人马直接绕城而走。
好在蒙哥后面在钓鱼城意外身亡。否则其一旦将这些经验制度化体系化，蒙古将再难战胜。
好在继位的忽必烈丢掉了蒙古传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汉化虽然有利于其统治，也给了一丝被推翻的可能。
蒙元末期天下混乱，太祖皇帝应劫而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以天下人之心为己心，自然无往不利。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那什么是英雄的时运，就是时代的要求。在和平时期就是人义的要求，在技术迭代的关键期就是谁掌握并推广了技术的运用，谁就掌握时运。
这些东西在杭州新学里面有个概念叫公共物品。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有机会借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正式由于谁都可以去用，所以没有谁愿意主动去提供。只有蹭别人现成的才划算。
而朝廷就是要向全体百姓提供这样的公共物品。谁提供了公共物品，谁就能做到天下同欲。以强制税收为基础，让所有人都觉得朝廷不可或缺。而且，一旦朝廷倒了，谁相信下一个会心甘情愿提供呢？
仁义，既是百姓的天赋人权，又是朝廷的应尽义务。而推动技术等天理的迭代发展，以兴万物之善，绝万物之恶，这是朝廷实现仁义的手段。知行合一，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是官员的行为准则。
当然为了在方方面面实现仁义，朝廷就必然要处理好各个阶层人员各个交易类型人员的关系。随着技术发展不断精细化社会管理。
……
宋应昌基本讲了一整天。中午都没吃饭午休。
到下午嘉靖基本在打瞌睡，后面干脆提前走了。只留裕王在大殿听讲。
里面的内容，嘉靖也是在提前一晚上看到的。
说实话，他基本明白什么意思，不就是藏拙嘛。把开朝廷当皇帝变得刻苦，不划算，自然没谁想着来抢夺皇权江山了。
只要天下同时有多个能臣干吏，自然不怕权臣专权了。
“但是，但是这不是成了跪着要饭了？以后以后世世代代大明的皇帝都再难站起来”嘉靖心里生出一种荒谬的感觉。
昨晚熬夜，这会儿嘉靖一动脑袋就头疼，咳嗽也愈加厉害。在外朝憋到中午实在忍不了就回到精舍。收起手心擦完嘴角略带红色的手绢，顺手就扔到了炉子里。
不打算折腾的嘉靖终于安心地补了个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