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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就是联系在青山县的几家银行，以官府的名义做担保，让他们给造纸厂贷一笔款，先把拖欠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给发了。
本来银行和地方政府都不是一个系统的，完全可以不搭理官府的要求。以前县里需要贷款，都是好说好道的跟他们商量，可这次杨县长说的很坚决，要求银行必须满足他的要求。
青山县现在有这个底气，那是因为手里有钱，说话就硬气，谁敢不听，以后就别想在县里开展业务。别的事办不到，直接勒令县里相关部门和企业，不跟某家银行合作，还不是县领导一句话的事？
之前曾经说过，银行干的就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雨天再收回去的买卖。现在青山县的财政状况他们心知肚明，一点都不担心当地政府还不上钱。光县里躺在账户里的钱，就足够足够。
有人就问了，那县里为什么不自己出钱，而是非要贷款呢？
呵呵，想多了，县里吃进肚子里的肉，再让他们吐出来，怎么可能？
替纸厂担保贷款，这些钱，最后还是要由县造纸厂自己还的。说白了，县里也就是用信用替纸厂做担保，一分钱不花，什么都不用付出。
至于以后谁还，还不还的上的问题，那就更简单了，谁接手县纸厂谁还，敢不还，不用等到银行出手，县里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有了一把手的支持，县长邦邦两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看似解决了问题，把这次的群体事件给临时压了下去。
为什么说临时呢，那是因为接下来不能让县纸厂的经营回到正轨，这件事最终还是要发酵的，只是拖延了一下时日而已。
收到青山县的通知，不，应该称之为通牒更合适，马厂长有些挫败感，只得怀着失落的心情，主动辞职，把县纸厂的经营权交换给了青山县。
拿回了经营权，县里就开始寻找接盘侠。可问遍了县里其他所有的企业，那些企业领导干部，宁可在原先的企业干个副手，也不愿意跳纸厂这个泥潭。
——工人的工装是临时解决了，可欠银行的贷款和供应商的材料款，还没解决呢。谁愿意放着蒸蒸日上、福利待遇都很好的工作去接纸厂这个烫手山芋啊？即便是一个副科级干部的职级也不行！敢于打破铁饭碗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原来纸厂的厂长，更是把头摇的像拨浪鼓，好不容易才借着机会从企业跳到县里的机关部门工作，放着好好的国家干部不干，回去经营企业？开什么玩笑？
别怪他真的想。在东山省人的传统观念里，工作只有两种，一种是有编制的，一种是无业。工作单位也只有两个，一种是公务员，一种是不务正业，不入流的其他工作。
哪怕是企业里年薪百万的高管，在东山省人的眼里，也不如个月薪四千的公务员。东山大多数人，上学出来第一选择，基本首选考公。
笔者就有个同事两口子，在三线城市，男的月薪两三万，女的月薪七八千。结果两人还是去考编制，还双双被录取了，单位工资不到四千。
后来男的想了想，为了养家糊口，就没去，他媳妇去了。不过后来男的还是考进了另一家单位，这次工资高点，不算奖金，工资有六七千，他果断辞职去端铁饭碗了。
何况是在八十年代末了，这就能理解纸厂原厂长，为何不愿意回去继续管理企业了。或许在他眼里，虽然级别相同，但企业干部和机关干部，那就是两个概念。同级企业干部，见了同级的机关干部，不自觉的就矮一头。
既然好不容易跳出来了，为什么要回去？而且还是回去给人擦屁股！
没人愿意去，这可愁坏了书记和县长。倒不是不能硬性指派，关键是强扭的瓜不甜，去了搞不好，还不如不去呢。
看来要想把纸厂从烂泥潭里拉出来，光治标不行，还得治本，这就要从根子上下手了。根子在哪里？自然是经营销售上了！
于是，果如唐伟东和李玉英娘俩所料，县长又把主意打到了他们的头上。
到了现在，县领导们终于想起来，在把纸厂的经营权交给马厂长之前，纸厂依靠河东村企业的包装订单，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事来。
他们想的很好，想让纸厂跟河东村的企业恢复合作关系，这样即便是不能更好，至少也不会更差。有了河东村企业订单的养活，基本上也就解决了纸厂目前遇到的困难，县里也就从此事中真正的解脱出来了。
可唐伟东娘俩能如他们所愿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县长把李玉英一个电话叫到了县里，因为有着何新华的关系在，还有李玉英本身此时在青山县政商两界的影响力，县长对她很客气。
一见面，县长就开诚布公的向李玉英提出了帮助的请求。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没想到却被李玉英给婉拒了。
李玉英有些为难的对县长说道:“杨县长，不管是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还是企业的负责人，我都很愿意帮县里解决纸厂的实际困难。可是，您也看到了，从马厂长经营之后，他们的重心就没放在我们这边。我们不得已之下，只能另寻他途，很县里其他的企业签订了供货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