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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家湖是分场。
后家湖远离场部大圹圩，第二年春，我们这些在后家湖的知青，大部分人被调入大圹圩圩内总场的王台孜生产队，即二队。一九六九年大圹圩农场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不久，又改建成安徽省建设兵团二师九团。王台孜生产队就改称二连，但我很快又被团部调到三连。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我才调回故乡六安地区下面的金寨县。当时，因国营农、林、牧、渔四场的工人调动，必须对口安排工作，因此，我又被分配到大别山深处，在燕子河区渔潭人民公社附近，国营天堂寨林场鲍家窝分场工作。
我在天长县大圹圩农场生活了十二年，后又在大别山的深山林场工作了三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春，被调到文化部门工作，始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父亲谱名以昇，是旧时代药店里的药剂师兼医生，旧时叫郎中，在我们家乡通称先生。
听母亲和街坊老人说，我父亲为人耿直豪爽，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他抽烟喝酒，喜欢下棋。因乐善好施，穷苦人找他看病、他给人开药方不收钱，甚至别人向他求要一点草药，他也不收费。于是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正求”，意为求得正确，没有求错人的意思。因我家姓甄，故父亲又有“真正求”的雅号。
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在一九五四年，我七岁那年，父亲病故。
我家的经济境况本来就不富裕，这样一来，雪上加霜，日子更显困难窘迫。
我姐弟四人，弟弟小我四岁，大姐大我十五岁，早已经成家，二姐大我五岁，我，我弟弟，自幼就全赖母亲给人当保姆、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日子苦不堪言。
当时缺衣少食，可我的饭量却奇大，记忆中从未吃过饱饭。
母亲的劳动收入，无法养活三个人的生活，何况我和我弟弟还要花钱上学念书，于是在金寨县参加工作不久的二姐，就叫我来到她身边生活，将我安排在县城梅山第二小学念书。
我在一九六三年初小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六安，尚未成人便放弃读书，在社会上打短工、砍柴禾，以补贴家中生活。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是我最大的意愿。
一九年恰逢大圹圩农场第二次来六安招工，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隐瞒年龄前往报名，并被通过。报名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通知，三天后就要离家。
我将事情告诉母亲，母亲愣了半天，方说：“去吧，我给你准备行李。记住，你在外面不要闯祸。”
我问：“可是，别人要是打我，我怎么办？不还手随便让别人打吗？”
母亲嗔怪说：“在家不打人，出外无人打。平白无故，别人怎么可能打你？”
我觉得也是。
当晚，弟弟已经入睡，五十多岁母亲还在煤油灯下，带着老花镜为我赶制衣衫。望着面前母亲坚毅而凄苦的面容，此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突然涌上心头。
我心里一热，眼泪差点落下。
但我忍住了。
并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知道，我要是表现出软弱、伤怀，会让亲更加伤心与不安。甚至，她会当机立断阻止我的这次离家远行。
第二天一早，即一九年五月六日清晨，我母亲送我来到集合的地点小东门。一辆带棚大货车停在眼前，四周都是其他同行的知青和他们前来送行的亲友。
这一车三十多青年男女，来自六安、霍山、金寨和舒城。
我大表姐闻讯，匆匆赶来。她含泪给了我五元钱和一条新毛巾，埋怨我母亲心太狠。她对我母亲说：“大姑，我大姐要是知道这事，她一定要和你吵架。”
母亲笑笑，说：“吵就吵，小鸟不飞，翅膀就不会硬。”
我二姐当时师专毕业后分配在金寨县黄梅剧团当文化教员，后调在新华书店工作，她不知道这件事。但同在六安的大姐要是知道我要到千里之外的农场工作，她决计不会让我远离家门。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瞒着一向疼爱我的大姐才能成行。
一床薄被，一顶蚊帐，还有我二姐给我的两本字典，几叠稿纸，一捆书籍，怀里藏着我母亲给我的五元钱和大表姐给我的五元钱，还有我自己积攒的两元钱，一共十二元钱，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好奇，带着一种隐隐对人生冒险的不安，我离开了故乡六安，离开了我贫寒而温暖的家，离开了我的母亲、姐弟和其他亲人，离开了和我要好的小伙伴们，开始了我人生独立的生活。
此一去，我不知何年何月再得以还家。